当某些图画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共识之后，其笔画结构就开始简化，这就出现了符号 。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出土了8000年前的龟甲，其上的契刻符号，有的已类似殷墟甲骨文字；在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了一批6000年前的土陶器，上面刻画了一些几何形符号；在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遗址，出土了一批4000年以前的土陶器上，则刻画了一些象形符号，它们都是我国原始文字的先驱 。
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及符号记事，虽然也能用来表意，但是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烦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同时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表意存在不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记录知识信息的理想手段，只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才能准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为人们共同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字是典籍构成的重要前提和因素之一 。
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定型的汉字，是1899年从河南安阳发现的大批甲骨文字 。河南安阳是殷商王朝的都城遗址，从这里出土的甲骨，上面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为甲骨文 。甲骨指龟的腹甲或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有时也用羊、猪或鹿的肩胛骨，这些多是殷人占卜的遗物 。在殷商时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此殷人有疑难事情或进行重大活动都要求神占卜，烧灼龟甲、兽骨，看上面出现的裂痕，以预卜事件的凶吉成败 。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对占卜的记载，这些甲骨卜辞为后人研究上古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目前发现的刻字甲骨已有15万余片，总计出现单字约5000字，这些文字基本收录于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和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补编》里 。
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少则几个或几十，多则达一百余字，这些卜辞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征伐、狩猎、畜牧、农耕、祭祀及灾害、疾病、气象、地理等方面，全面反映了商代社会经济史、生活史、政治史、思想史面貌 。从实地发掘的情况看，殷人对于某些甲骨的存储是堆置有序的，如有的是以某个商王的卜辞存于一个窖穴，这说明当时从事记言说事的丞、史在记录占卜情况后，曾将卜辞作为档案进行保存以备查检 。这些累积保存的甲骨卜辞，可以提供系列的档案材料，反映了一些相对完整、系统的信息 。
考古发掘的甲骨卜辞还存在有数片编连的情况 。骨片的编连体现在“骨臼刻辞”上，这类刻辞在郭沫若的《殷契粹编》和容庚的《殷契卜辞》中有许多著录 。郭沫若在他的书中认为，骨臼刻辞性质类如后人所标的书签卡片，即将若干骨片打包编集后在其中的一支骨臼上刻辞标明编连的情况 。如容庚《殷契卜辞》第68臼刻辞就写明了有6个单位的骨片编集在一起 。
龟甲的编连则体现在“龟尾刻辞”上，例如在安阳小屯村YH127坑出土的占卜龟甲靠近尾部处，记有“三册，册凡三”一辞，即说明这批龟甲原来是有9版 *** 在一起的 。董作宾先生在《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中说到，有一次他在整理发掘的甲骨时，发现有两块龟版粘在一起，揭而视之，见龟版的尾右角处，有“册六”二字，甲尾的梢上断处有孔，孔已残缺 。据此发现，董氏推知此甲完整时，应在一编册之中，是全册6版中的一版，其孔正是为贯穿编连所用 。
甲骨文书的记录内容与编连痕迹表明，它们已经基本具备了典籍构成的三要素 。这说明，在这些甲骨文所处的商代中期，我国早期的典籍就已经出现了 。
西周初年，周王室将殷朝遗民强行迁移到洛阳附近的成周进行监管 。《尚书·多士》记载了周公对殷民的训话，在这篇诰词中，有这么一句话：“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 。”周公特别强调殷朝遗民的先人有典有册，记载殷商灭夏的事迹 。按照这段材料来推测，商代前期就已经有典籍了 。且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典”“册”二字 。考虑到商朝开始于公元前17世纪，出现大量甲骨文的商王武丁时期约为公元前1250年，所以可以把早期典籍的产生时代，定在公元前1600年至前1250年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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