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典籍的产生】
西周灭殷后，我国古代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周公旦制礼作乐，大倡文治 。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这是对西周尚文重礼文化氛围的高度概括 。
从文字形态上看，西周时期仍有沿用甲骨进行占卜的习惯，但甲骨文字的数量逐渐减少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有周代甲骨的发现，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在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之间的周原出土甲骨17000多片，其中有刻字的甲骨近200片 。
除刻字甲骨外，青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文字记载最显著的特点 。青铜器的 *** ，起源于夏商之际，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极为少见，如有铭文一般也仅一两个字 。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渐多，但铭文内容仍很简单，主要是记载族名或先人称号，以示纪念 。发展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篇幅开始增大，记史的性质逐渐增强，其内容大多有关祀典、策命、赏赐、征伐、记功、法律、契约等，以“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铭文较长，其中记录周宣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最长，共497字 。
从文字发展的角度看，西周的青铜铭文，字形渐趋方整，笔画横竖都较甲骨文更为整齐，已进入学界称之为“金文”的发展阶段 。相比甲骨文，金文字形更具简约、平直的线条化特征，这不仅让书写更为简便；而且线条化还使字体结构逐步摆脱象形构造的局限，趋向规范和稳定，更有利于辨认和通行 。近年统计，考古发现的金文字形已达2万字左右，虽不见得每个字形都代表独立的单字，但仍说明其字数比甲骨文有较大增加，从而有助于典籍内容的记述和表达 。另外，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西周末周宣王和史籀一同发明了籀书，许慎还记录了许多籀书的字体，籀书的形成必然受到甲骨文、金文的影响 。总的说，随着记载的增多，汉文字在西周时期虽未形成统一使用的字体，但在同源多流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表达功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足以为正式典籍的产生奠定基础 。
从记载内容看，青铜器的长篇铭文表明，西周时期文字记载的内容已更为丰富 。在我国现存最古的典籍《尚书》中，学术界认为可确信为西周作品的有15篇 。其中如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等，这些记载成为学者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材料 。
由于文字记载的频繁，西周已建立古代早期的史官制度 。《周礼》记周朝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各有所掌 。验以青铜铭文，也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等史官的称呼 。从《尚书》中可看到一些史官活动，如《洛诰》篇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 。”这是有关周成王命史官将祷告先王的祝词写于典册上的记载 。此外，《洛诰》还有关于周成王令周公留在洛邑，由“作册逸诰”，即让史官逸记录下这个命令等内容 。《顾命》篇也有“命作册度”之说 。《汉书·艺文志》更把周代史官的职掌描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 。并认为周有采诗之官，负责搜集民间诗歌以备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 。《汉书·艺文志》关于左史、右史的记述虽未必确切无疑，但如结合《尚书》等文献材料，则可推知西周文事制度已在逐步完善，这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发展的一个标志 。
另外，从有关史料中还可以看到西周已有专门负责收藏典籍的史官 。《左传》在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提到，籍谈的九世祖孙伯黡是掌管晋国典籍的史官，以九世一百八十年估算，孙伯黡当是西周后期人物 。《史记》说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也即负责保管周王室典籍的史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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