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该纲领的基础上，后来成为德国总理的勃兰特进一步阐发出“新东方主义”，并成为德国外交的明显印记 。与包括苏联/俄罗斯在内的东欧各国交好，再加上社民党与生俱来的社会主义色彩中自带的与美国保持些许距离的角色定位，成为几十年后在默克尔手上发扬光大的欧洲独立自主路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迄今，社民党也并没有完全扬弃其早期风貌，比如党内依然以“同志”相称 。默克尔最后一个任期内，外交部长马斯和劳工部长海尔分别提出了关于泛欧俄罗斯政策和关于制定欧盟成员国最低社会标准框架的提议，便是“戈德斯堡纲领”精神的延续 。
作为第一执政党的社民党，党内的最大公约数如今依然是戈德斯堡纲领和新东方主义 。前者从生存危机里拯救了社民党，并帮助社民党人问鼎总理宝座 。后者不仅为德国恢复了国际声誉，也打开了德国外交联结东西的风格和纵横捭阖的局面 。除了世界观上的路径依赖以外，这也是由社民党身兼老党和第一执政党的双重地位决定的：在野党想要的是从执政党的选民那里夺眼球，内阁中的其他党则要思考怎样使自己的存在感不至于被第一大党遮盖，而社民党需要的是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
现任社民党双党魁之一的克林拜尔就对媒体公开表示，他对于党内同志的要求是“先想国家再想党”，这恰好反映出社民党在“时代转折”里的定位 。如果说默克尔用自己的长期执政攒够了德国在“强国”和“政治大国”之间再平衡的入场费 ， 那么朔尔茨就正在试图以自己的理解带领德国跨过“时代转折”这个门槛 。
价值还是利益？
与其说乌克兰危机升级给德国带来了“时代转折”的契机，不如说这场危机催化了本就暗潮汹涌的“时代转折” 。而朔尔茨的“时代转折”演讲如同一声发令枪响：游戏正式开始了 。
围绕着挑战和机遇，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德国联邦议会内的各大党派都经历了不少的高层人事变动 。这样频繁的高层人事变动在近几年的德国都是很罕见的 。与人事变动相伴相生的，还有政治主张和阵营的调整 。在各种很难以传统政治光谱分析解释的行为背后，是各个党派面临“时代转折”，正在主动或被动地重新划分和定位其思想阵地 。
以朔尔茨为首的社民党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老党之一 ， 有着丰富的执政经验 。他们代表的是多年以来一直在积累实力和国际声望的德国，奉行并有志于发展从默克尔执政时期起逐渐成为“显学”的欧洲／德国独立自主路线 。
相较而言，以外长贝尔伯克为代表的一派，当政层级和经验都无法与建制派相提并论 。贝尔伯克本人并没有什么外交经验，但是为了与朔尔茨这样的建制派拉开距离，她所在的绿党必须提出不同的主张和思路，其中就包括了强调道德感和依靠“老大哥”美国支持——因为“独立自主的德国”这个思想主阵地已经成了建制派的旗帜 。从实力的角度考虑，如果余威犹在的“老大哥”能给予支持与青睐，确实能有助于贝尔伯克在后续的选举进程中扳回一城 。从策略上来讲，在政治正确和美国支持的双重加持下，这种另辟蹊径的“暗度陈仓”做法也的确给绿党带来了很大关注度 。
值得一提的是：以两位汉堡大学校友之争为代表的“时代转折”争斗固然事关美国，但究其根本却是关于德国自身的道德和利益体系的建构 。因此，任何用单纯的“亲美”或“反美”来解释德国政治行为的两极式思路，都会产生一种坐标错位 。
自“时代转折”以来 ， 贝尔伯克因其外长身份在国际舞台上非常活跃 ， 朔尔茨的出访虽没有那么紧密，却也算马不停蹄 。除了西方国家以外，亚洲、拉美都有他的身影 。2022年11月，他甚至成为了自疫情以来第一个访华的西方领导人 。2023年3月初，朔尔茨进行了就任以来的第二次访美 。这次访问非常罕见地没有采访人员以及商务代表团随行，也没有举行新闻发布会 。除了4分钟公开声明以外，访问期间的多数谈话也是关着门进行的 。与不久前刚刚高调访美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相比，似乎朔尔茨只是想和拜登本人聊聊 。与此同时，贝尔伯克也再次放出了她曾经使用过、自其就任以来却不再强调的“女性主义”标签 。2021年大选时，这个标签曾经因为让人联想起默克尔而带给她不少支持 。
在德国外交热闹了一整年的2022年年末 ， 《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有关德国政府外交政策的文章，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外交政策，到底谁说了算？总理府还是外交部？是利益驱动的朔尔茨还是价值导向的贝尔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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