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真的很残暴吗？为什么？( 四 ) _经验知识

由于大西政权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也有欠妥之处,这使不少一般群众,在明朝残余势力的蛊惑下,也参与了这些抵抗和反扑事件。这时,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明朝残余在川东重镇重庆向张献忠起义军发起了反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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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忠在六月攻下重庆后,自己率大军继续西征。留下部将刘廷举带领部分士兵镇守重庆,至八月下旬明川东兵备道马乾来攻,刘廷举支持不住,弃城而去,重庆又入明军手中。
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在实行联清灭顺”方针、企图消灭李自成起义军的同时,也确定了坚决消灭长献忠起义军的方针。由于张献忠起义军远在四川,与清军没有接触,弘光政权无法借刀杀人,只能亲自出马。但它派不出军队,所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委任高级官员,前往四川加强对农民军的进攻。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之率领起义军来到四川,本意是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而后统一全国。他向重庆进军时,船只上悬有黄旗一面,上书“澄清川岳”四个大字,他派到城里说降的人在回答明官关于“献忠复入四川,意欲何如”的提问时,所说的话即是:“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
所以,在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张献忠尽管对不肯归附者采用了严厉的镇压手段,但所杀毕竟不多。不过,明朝残余势力顽固地反对大西政权,使张献忠十分恼怒,以致渐渐地产生了大加杀戮的念头。
这正如史书所载:“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张献忠“侈然有帝蜀之心,故未大纵戮。既以郡县义兵诛伪官,贼众屡挫阻,始有剿绝蜀人之心,肆屠剥焉” 。张献忠的这种报复措施虽然是事出有因,但并不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因此其结果是导致明朝残余势力更顽固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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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统治后期的疯狂屠杀
面对明朝残余势力日甚一日的反抗活动,张献忠感到在四川难以立足,逐渐萌生了离开四川的想法。在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他曾想用赏赐金钱的办法,结好蜀地居民,而后派一将领在此镇守,自己则抽身入秦。
但此议一出,立刻受到汪兆麟的反对,他说:
蜀民剽悍,臣先言之,今则然矣。皇上汗马血战,抚有此土,而蜀人德不知怀、威不知畏,屡抚屡叛。是蜀人负皇上,非皇上负蜀人也。今弃之往秦,以秦中山河百二,足以增重天朝,此所谓提裘挈领,诚有如圣谕所云据中原首领者是也。
但今群雄并起,皇上弃蜀,焉知其无有据蜀而王者?如东汉之公孙述,宋初之孟昶,元末之明玉珍。此殷鉴不远也。皇上命将镇守之谕,恐贻后日之患……以臣愚意,莫若先将在城人民,尽行屠戮,其四道府州县之民,另计分剿,宫殿房屋,效楚人一炬,使之千里赤地、万井无烟。
然后弃之他往,使后有据蜀者,有土无人,势难久住。俟皇上收服中原,正位长安,然后驱他省之民,以实户口,则事不劳而功易收。此制剽悍安反侧之善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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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麟的这番话,使张献忠在顺治二年(1645年)上半年之前产生过的在四川大加杀戮报复的念头重新引出。张献忠在汪兆麟的帮衬下,开始了对蜀民的残酷杀戮。
主要有如下几起：
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十三日至十八日,张献忠指挥部队在成都搞了一次大屠杀。先杀男子,后逼妇女跳江,“除投缳赴井者莫可查考,其膏锋刃者,男妇不下四五百万” 。这场屠杀是在汪兆麟献策的次日下令进行的。
不久,张献忠又以“特科”的名义,对四川的乡绅、士子及医卜僧道杂流进行了一次杀戮。当时,“将发兵四路剿杀”,但“恐有遗漏,且虑激变”,张献忠找汪兆麟商议办法。汪说:“士为四民之首,即释道医卜堪舆之流,皆有智虑,可为民倡。今设一特科之法,托言遴选真才,随才器使,凡一切绅士贡监生童技术,俱调集省城,地方教官点送,有托故不到者,立时正法。如此,则人无不集,然后以计杀之,百姓虽多,皆各顾身家,岂敢为变。从此分兵四出,蜀民可立尽也。”
张献忠很赞成汪兆麟的这一计策,即照计而行。没多久,各地士子俱至,悉收入大慈寺中,以骁勇的士卒千余守住,“共计随行仆从不下万余人,教官且千余员” 。十月九日,张献忠忽然传下谕旨:“岁已及除,遴选不及,令教官将诸生领回肄业,俟来春再行调取。”
次日,汪兆麟戎装入寺,命人持牌若干面,上写“某处绅士随牌出寺”,而后牌前人后,各地士子等依次被带出城外,由东关至濯锦桥。时“献忠帅甲士万余,横据桥上,诸人罗拜桥下。甲士举刀乱斫,弃尸桥下,顺流而去。依次出即依次杀,自寅至申方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