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书袋”是件有意思的事》

作家写作时,都喜欢掉书袋。何谓“掉书袋”?就是在自己的言论或作品中引经据典,引用对象多为经典著作或者名人名言。这是个通病。

【《“掉书袋”是件有意思的事》】2012年方舟子打假闹剧中,韩寒辩解时曾多次提到“掉书袋”问题。他在《我写下的这些都可以成为呈堂证供》里说:“我对很多只会掉书袋假学者很看不上,因为这都是我初中高中玩的东西,我深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所以别用掉书袋来糊弄我,我高一的时候都能掉的吓死你。”他确也是个“掉书袋”的行家。
让他爆得大名的1999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作文《杯中窥人》以及他的长篇小说《三重门》在这方面就非常突出。如《杯中窥人》一篇作文中,提到的古今人物有列子、李白、钱钟书、吴宓、叶公超、李敖、胡适、孔庆茂等,涉及到的书除《三字经》外,有《钱钟书传》、《走出魔镜的钱钟书》、《李敖快意恩仇录》、晚明时江南曹臣的《舌华录》,连拉丁文都“掉”出来了:“拉丁文里有个词叫‘Corpusdelieti’,解释为‘身体、肉体’与‘犯罪条件’,可见罗马人早认识到肉体即为犯罪条件。” 《三重门》第一章中林雨翔初识susan,为susan的美丽而怔住,小说就接连引用杜甫《佳人》“绝代有佳人”、曹植《美女赋》“美女妖且闲”、《西厢记》张生初见崔莺莺“只叫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红楼梦》里林黛玉第一次见贾宝玉“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的,何等眼熟!”等内容。
七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最不该亮红灯的语文也亮红灯的高一辍学生韩寒,具备这样摇头晃脑“掉书袋”的学识,具备这样的文学素养吗?面对一些列的质疑,韩寒自称:“为了显示自己读书很多,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很多可以引用的地方,用在文章里和第一本小说《三重门》里,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很多教授大为震惊,觉得我旁征博引,其实我只是有多少存款花多少钱而已。”所以韩寒“掉”的这些“书袋”才远远超出了他这个年龄段该有的水平,怪不得会被“专业”打假博士方舟子咬住不放。
闹得沸沸扬扬的打假事件最终以韩寒撤回起诉不了了之,却也因此引发了很多看客对“掉书袋”的研究。为何要“掉书袋”?怎样看待“掉书袋”?我认为,奇就其在这个“书袋”上,它就好比是荣誉与权力本身。举个例子来说,一个运动健将,先不说体育成绩本身,但如果他的教练是名人、冠军,这位健儿就已经成功地出彩一半了,就比如郎平,刘国梁教练。文章也是一样。好比老师看作文,几十几百份作文往往只能粗略看一眼,先不纠错别字或文字功底,若短暂几秒中能看到几个连他自己都未见过的长达七八个字的外国人的名字和著作,或者该学生不惜搬出孔孟之道,程朱理学,往近了说又频频引用鲁迅、朱自清,钱钟书等学者的言论,我想这个语文老师也不好不卖这些老前辈们的面子。分给低了就变成了公然和这些老前辈们做对了。又好比读者读作家的作品,如果出现很多作家的名字、理论或著作,总也觉得新奇,总也会或少或多地佩服这位作家的博学多才。
可话又说回来,我自觉所读之书甚少,很少认得作家们引用过的另一起人,比如别的作家,诗人,美术家,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甚至某个年代的教皇,某个农场的农场主……每次默默做笔记的时候就会想,世上光作家就数不清楚,再把各行各业的精干人士相加,那得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岂是我的大脑能够接受的?非得人人都挂个号吗?读者不仅笔记做的吃亏,还险些打消了阅读积极性,显得自己很孤陋寡闻似的。我这人好奇心重,人也淘气,所以常常不经意间拿些个书里出现过的名字去考考同学,师长,一旦别人也和我一样不曾听过,我就暗地里偷乐:哈哈,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被“蠢材”了。
撇开装逼不谈,我认为这大约是出于一种想要说服别人的心理。首先就得有理有据,而当今中国,人就是理,特别是被冠以权威的专业人士或各行业的名人,最好是有名气的专业人士,这样说服力就更大了。否则,一个人人微言轻,就算再加上100个隔壁王二说的话也不中用。就比方说我要写篇文章, 想要劝诫别人“不要做喷子,动辄评论别人,这样不但对己对人不负责任,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太好”。可如果以我这个闲人的身份说出口,肯定会引来更大一批喷子对我的言论进行攻击:我为了某某好!我有话语权!你算哪根葱,管得着吗?但如若我搬出孔夫子的话“非礼勿言”,大多数晚辈们恐怕就要闭了嘴,如果再接着引用小波兄的名言:“闭上你的臭嘴,让别人走路”,或许这群人当真就要当头挨一闷棒然而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可见,“掉书袋”真是件有意思的事。这不,一边反感“掉书袋”,一边自己也不自觉地出现“掉书袋”的嫌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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