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三百万医代溃逃:一场持续二十年的黑色交易( 二 )
甚至会有混熟的医生跟王兴戏言;“那些中药针剂 , 各种营养心肌细胞、增强免疫力的辅助用药 , 基本上就是为了回扣而生的 。”大部分医代销售的 , 就是这类药物 。
究其原因 , 进口自国外的药物大多为自主研发 , 且疗效普遍得到临床印证 , 因此多数医院愿意直接进货 , 竞争压力不算太大 。
但这类药物的生产成本较高 , 据王兴介绍 , 进口药物“普遍需要10-15年的研发周期 , 在进入市场前药品研发可能需要筛选数万个可能的化合物 , 花费上亿美元才能研制成功一款药是常态 。”
高成本 , 意味着高价格 。因此研发成本低、价格更低的仿制药和中成药看起来像是更合适的选择 。
“毕竟这两类药的研发难度小很多 , 因此成本相对有优势 , 就算你在经销商、医院这里都拿回扣分成 , 能赚的也不少 。”
这些仿制药、中成药相对进口药来说 , 缺乏自主研发能力作为背书 , 因此天然缺乏竞争力 。这些药想要进入市场 , 在审批环节 , 就需要一些“暗箱操作” 。
举个例子 , 2004年 , 药监局受理审批了10009种“新药” , 是同年美国药监局的近68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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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庭审现场
更值得玩味的一点是 , 当时在任的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 , 三年后因严重腐败被判处死刑 。
通过贿赂 , 这些种类众多而功效同质化严重的药品审批成功、流入市场 , 如何抢占临床份额 , 打开销路 , 就成了考验医药代表们“智慧”的时刻 。
“带金销售”就此出现 。
“带金” , 即按照每支/盒药给予处方医生及分管医生一定金额的现金回扣作为报酬 。说白了 , 这些药想进入临床给患者使用 , 给回扣是必经之路 。
“反正这些药疗效都差不了太多 , 谁给出的利润空间大 , 谁就进市场 。”王兴反复说到一句话:“没办法 , 这就是现实 。”
二十年行贿史追溯过去三十年医代在中国野蛮生长的历史 , 便会看见:失序的药品竞争、混乱的市场格局共同导致了医代的“变味” 。
1980年代末期 , 医药代表这个职业首次出现在中国内地 。在这一时期 , 医药代表往往科班出身 , 专业水平过硬 , 也最接近医代们“学术推广”的职业本质 。
在那个缺医少药和信息匮乏的年代 , 医药代表们带着外国研发的“新药”在中国市场高歌猛进 , 是医生了解医学前沿的宝贵渠道 。
王兴的前辈——陶伟光 , 算是国内最早一批的药代 。
90年代 , 陶伟光的年薪已经轻轻松松到达万元以上 。鲜明的对比是 , 下海前的陶伟光是西安一所211高校医学院的辅导员 , 那时他的年薪只有480元 。
药代的鼎盛时代 , 也是医疗资源和信息双重匮乏的年代 。
在药品需求端 , 当时医院日常可使用的药品仅有500余种 , 医生们获取国际最新医学进展的渠道也十分有限 。而受聘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医药代表能接触到一手科研资料 , 熟悉各类西式药品 , 几乎是学术前沿的化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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