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三百万医代溃逃：一场持续二十年的黑色交易( 三 )
回到药品生产端 ， 本土药厂制造工艺水平有限 ， 更无力研发新药 ， 大都生产加工中药、抗生素或仿制专利到期的外国原研药 ， 产出过剩且高度同质化 。
在此背景下 ， 手握先进信息和资源的医药代表们 ， 在国内市场狂飙突进 。陶伟光所属的西安杨森甚至成为医代界的“黄埔军校” ， 培养了最早富起来的那一批医代们 。
1992年 ， 前所未有的开放使得市场迅速扩张 ， 无序竞争从这时埋下伏笔 。全国各地卷起承包老药厂、开办新药厂的风潮 ， 外资药企同时涌入 ， 这也是中国药品史上权力寻租最疯狂的时期 。
因受贿被判了死刑的郑筱萸 ， 在1994年出任国家药品审批与监督管理部门的一把手 ， 他在任期间 ， 太多同质化的“新药”凭借行贿拿利润顺利通过审批 。这些“劣币”想进入市场 ， 旁门左道反而成了主流道路 。
也是在那段时间 ， 很多医药代表开始涉入药品生产端 ， 他们借助“关系” ， 从药监局申请批文 ， 随后找代工厂生产 ， 使药品以更低的价格流入市场 。
把片剂换成胶囊 ， 或者简单调整成分配比 ， 就能“创造”一种新药 ， 而谁有本事把这药卖进医院 ， 便能财源广进 。
对这些药物来说 ， 靠学术推广无异于痴人说梦 。相较之下 ， “比谁给的钱多”是更直接的打法 。
2000年前后 ， “带金销售”逐渐与医药代表如影随形 ， 医药代表开始沦为纯销售职业 。
甚至在这些国产药流向临床的过程中 ， 不止一层代理商或者经销商都会从中捞一笔——药品生产成本极低 ， 但医院的售价却大幅上涨 。
举个例子 ， 葛兰素史克作为一种常见的抗病毒药物 ， 它在韩国、加拿大、英国分别售价为18元、26元、30元 ， 在中国却能卖出142元的高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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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药神》里的交易场景
羊毛不可能出在猪身上 。
在这二十年里 ， 一边是医代们“吸血又吸金” ， 一边是老百姓们承受着“药价虚高”、“看病贵”的巨大压力 。
在这二十年里 ， 市场监管去哪儿了？
其实 ， 从2009年新医改正式展开后 ， 对于药品和医代的监管一直有政策推出 。然而 ， 上有政策 ， 下有对策是过去十多年的市场状态 。
毕竟 ， 隐形的利益关系一旦形成 ， 各方总能默契地达成对策 。表面上：政府对药品公开招标 ， 质优价低者胜出 。而实际上：药企间提前透露中标价、串标、找其他企业陪标 ， 层层贿赂下来 ， 药价的水分丝毫不少 。
利益链上的大家心照不宣 ， “互利共赢”地捞着油水 。
集采了 ， 然后呢整个医疗体系中的各方利益关系盘根错节 ， 想要撼动 ， 绝非易事 。
17年之后 ， 监管动作尤为频繁 ， 医疗链条上的各方都被纳入整顿对象 。
针对药企 ， “两票制”和“4+7制度”实行 。
“两票制”是指在药品从药企流通到医院的过程中 ， 只能开两次发票：从药企到经销商开一次 ， 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流通环节被直接压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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