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在2020丨假如什么都不能将我们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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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慕琰（农健/图）
疫情最严重的2020年2月底，编辑希望我写一篇报道，关于武汉人的心理创伤 。她在电话里提醒我：“你要把自己的感受打开 。”
我几乎是愣了一下 。我没有去武汉前线，枯坐在家，没什么文化消息，日常工作停滞 。每天看看新闻，免不了哭哭啼啼 。深夜朋友送来一条线索，武汉几位医院护工感染后没有床位，求助无门 。我想了一会儿，交托给了关系好的同事，“他们值得更好的采访人员” 。
疫情当中，信息是匮乏的，人们需要通过新闻传达各类燃眉之急，我不擅长做这类报道，于是我想关切一种更不显而易见但影响可能更深远的困境 。
心理创伤最大的问题是它不可见、易被忽略，在我们的文化里，似乎根深蒂固地认为心理问题的重要性排在现实问题之后 。几年前，我看过半年心理咨询，体验过情绪的不可控和它对人的支配能力 。在我的个人经验里，人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不是死亡，有许多东西都排在它的前面 。我深刻地反对“好死不如赖活”这个命题 。
后来我读到索尔·贝娄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位植物学家，采访人员就三英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件造成的辐射危险来采访他，他说“，可以作大胆地猜想：心碎而死的人确比因原子辐射而猝亡的人要多 。然而，并不存在反对心碎的群众运动，大街上也见不到反对心碎的示威游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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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5日傍晚，湖北武汉得胜桥社区一位居民抱着宠物狗在社区里散步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翁洹/图）
【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在2020丨假如什么都不能将我们解救】要对这种心碎打开自己的感受，我怀疑自己是否有这个勇气 。作为采访人员，共情和麻木的能力几乎同等重要 。麻木是好的自我屏障，就像医生，见到惨状，同情无济于事，冷静而机械的操作会给对方最大的帮助 。但一场疫情袭来，很多救援人员的这层屏障都在被逐渐摧毁 。随处可见的无助、痛苦和恐惧，不断试探人心的边界 。
给每个身处疫区的心理师打电话，我都有数倍于平时的压力，害怕占用了那些本就资源紧张的心理热线 。因为临时的求助太多，他们总是把约定的时间一改再改，但我当然清楚，不论多久都理应等待 。
不论患者家属还是心理工作者，许多个电话长聊中，都会出现沉默的片刻——我渐渐才分辨出来，这是对方哽咽的时刻 。除了信号音和环境音滋滋作响，电话那端沉默，我通常一句话都不说，一直等，直到对方再次开口为止 。
疫区拥有大批专业的心理工作者是一件幸事，但对这项工作了解得越多，我心里的疑虑反而变得更多 。
很多心理专家都会给出指引，让大家少看负面信息，防止疫情中的“替代性创伤”——因共情于他人的痛苦而自伤 。但是，对负面信息避而不见，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一位咨询师告诉我，在精神分析工作中，他们从来不会把“降低来访者的情绪感受”作为工作目标 。相反，不应该否认情绪的正当性，情绪虽然让人痛苦，但它是人认识自己、作出改变的动力 。灾难时刻，信息能否抵达需要的人，有时关乎人命“，如果连活着的机会都失去了，保持心态平稳有多大意义呢？”
身在疫区、陷入过绝望的20岁出头的小姑娘梓铨已经不能起床，不能洗头，爸爸送来饭，她就每天强迫自己吃一点 。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正常人，也不可能再变回正常人 。她问我，为什么在微博上不论传达什么真实情况，都很容易被人围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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