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我在2020丨假如什么都不能将我们解救( 二 )
如果询问心理咨询师，他们会认为她陷入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会功能丧失，这很常见，需要心理援助，可以解决 。但解决了个体情绪，所有的一切就能够太平吗？
我心里更大的恐惧是，假如连心理工作都不能救助人的痛苦，还有任何解救的方法吗？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还有任何东西可以使人得救吗？
我想不清楚这一切，不明白到底对于身处痛苦中的人来说，这些抚慰有什么作用 。我和编辑因成稿过程的种种阻滞吵了架，第二天一早，收到了她深夜的留言“：精神创伤像是一种隐喻，一场公共安全事件骤降，普通人的生活仍然不堪一击，大家对当下与未来的迷茫、担忧已经浮现，不得不思考个体命运与生存本身、人的身份尊严、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 。当无数城外人为城中老百姓流泪的时候，不也是在审视自己的命运吗？当人道主义危机出现的时候，城外人对于时代和社会的信心也一样破碎了 。”
精神疾病是最好的隐喻，可以窥见时代的病兆 。压抑的维多利亚时代盛行癔症，现代广告和女性社会状况催生了厌食症 。1970年后，由于美国越战老兵的抗议，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才进入公众视野，据学者估计，大约八成美国人会在生活的某个方面遭受PTSD之苦 。
美国作家大卫·莫里斯写道：“PTSD是一种时间疾病——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一瞬间就进入了你的大脑，然而你却要花余生去理解你所看到的事情 。”
心理创伤关乎理解 。人人都在谈悲伤，我想写恐惧、疑虑、信念的丧失和生存的虚无 。报道刊发后，有人说我写的这些故事太悲惨，我一点也不同意 。我想我终于得到勇气，去感受人心的痛苦，思索痛苦的机理，争取痛苦的权利 。
在加缪笔下，《鼠疫》的尾声，瘟疫不是突然结束，而是以人们的习以为常告终：“我们中间再也没人满怀豪情壮志了 。所有人的感受都十分单调……头几个星期所表现的那种激愤，已被一种沮丧的情绪所取代，而这种沮丧情绪，认作听天由命恐怕有误，但也不失为一种暂时的默认 。”
写到瘟疫结束后，加缪谈论了安宁、温情、平凡人可怜又可厌的爱 。
《武汉的九百万种心碎》报道完成后，有人哀恸、哭泣，觉得感同身受 。我深夜收到短信，陌生人来向我表示感谢 。我把所有评论一一读完，读人们补充的亲身经历，悲伤加重，但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
直到国内疫情不知不觉走过峰值，口罩虽然长在了脸上，但生活不知何时渐渐如常 。我偶然看到一条短视频，武汉的医护人员从上到下在台阶上站成一列，一个接一个摘下口罩，露出程度不一的红色勒痕 。眼泪就静默地涌了出来 。
南方周末采访人员 李慕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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