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晓娅|当“敬老”变成“恐老”：我们如何应对衰老和死亡？( 二 )
2012 年，快 60 岁的陆晓娅在北师大第一次开生死课时，就把「不是减轻死亡焦虑，而是适度引发死亡焦虑」当作自己的授课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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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晓娅在北师大的课堂上
图源：受访者提供
在课上，她和学生们谈论自杀、丧葬、临终关怀和濒死体验 。去年疫情期间，她给学生们写了一个问题清单，里面有 25 个问题，询问他们在疫情中的恐惧、家庭受到的影响以及是否在危机中得到成长 。
有学生来信告诉她，上完她的生死课后，重新捡起了画笔；立即报名去学了架子鼓 。她觉得这是对她的课最大的肯定 。
但是，她也发现，比起和年轻人谈论死亡时的自如，和老人谈论死亡，会是一件困难甚至被认为「不敬」的事情 。
在陆晓娅妈妈居住的养老院中，许多老人已是八九十岁的高龄，却连财产处置都没有文件安排 。大家都在回避死亡这一件事，仿佛不提起便不会发生 。一旦突然去世，留下来的问题就会非常复杂 。
同时，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如今在重症监护病房中，医生们可以使用各种高科技机器来延长病人的生命，干预死亡 。何时「确认死亡」，成为了一件可以人为决定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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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重症监护病房
图源：站酷海洛
人类学家莎伦·考夫曼表示，如今的「技术至上」已逐渐成为「道德至上」，病人家属把过多的医疗干预视为了道德上的一种必要 。家属们在希望亲人实现没有太多医疗干预的「好死」「尊严死」和不要亲人离去的想法中苦苦挣扎 。
在《最好的告别》中，哈佛医学院教授阿图·葛文德认为，当生命接近终点时，「人们希望分享记忆、传承智慧和纪念品、解决关系问题、确立遗产、与上帝讲和、确定留下的人能好好活着 。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结束自己的故事 。这个角色无论对于逝者，还是对于活着的人，都是生命最重要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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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阿图·葛文德著
《最好的告别：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
而程序化的医学治疗，则剥夺了临终病人的这种权利 。许多老人在接受过多的医疗干预后还是去世了，甚至没有时间和家人说话道别 。
在这样的反思下，生前预嘱（living will）被提出和推广 。它指的是人们在清醒状态下签署的，对于生命末期的各种事项提前做出的选择 。作为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理事，陆晓娅早就签署了这一文件 。她希望在自己临终时，不要切开气管上呼吸机，不要进行心脏按压、输血，甚至包括较高级的抗生素，也不要开 。
然而，在面临母亲走向死亡的问题上，多年从事生死教育的她依然感到非常困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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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晓娅和妈妈
图源：受访者提供
【陆晓娅|当“敬老”变成“恐老”：我们如何应对衰老和死亡？】阿尔茨海默症患者随着病情的进展，会逐渐失去身体的机能 。开始是忘记怎么吃饭，到晚期会忘记如何吞咽，怎么呼吸 。如果介入医疗机器，也许可以再活两年 。但也只能是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管子，借助呼吸机和鼻饲管来维持生命，靠导尿管来帮助排便 。到最后，身体会一点点地挛缩枯萎 。
陆晓娅曾经无数次和弟弟妹妹商讨，当母亲进入阿尔茨海默症晚期，无法吞咽以后，他们该怎么办？要不要给妈妈插胃食管？是选择生命的质量，还是生命的长度？她甚至为此向国内外认识的老年科和缓和医疗领域的专家们咨询过不下五六次 。他们一致的建议是：不要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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