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 二 )


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 。然如黥刑、宫刑等 。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前一类刑罚再痛苦 。也持续不了太久 。因为它是致命的 。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而像宫刑这样的 。不会致死 。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 。真正堕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地狱 。
《太史公自序》是为《史记》写的序言 。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报任安书》是给朋友写的信 。自然更随意 。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 。
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 。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 。甚至还有怨恨 。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他怨当自己遭难时 。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 。施以重刑——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 。导致圣上误会 。总之 。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 。真是悔恨交加……
在这种心境下 。说他含辛茹苦写《史记》是为了歌颂谁——鬼才信!
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尊严”看得非常重 。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 。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 。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 。尤其是在士人眼中 。根本不屑与之同列 。
孔子到卫国 。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 。马上离卫国而去;商鞅觐见秦孝公 。是宦官景监引见的 。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 。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 。很不光彩 。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 。
司马迁觉得 。自己身居大夫之列 。本就不该受刑;受刑也就罢了 。偏偏受的是宫刑!这样的耻辱 。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 。
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 。《报任安书》中两次提及“为天下观笑”“为乡党所戮笑”——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 。任人指指戳戳 。另一方面 。在朝中 。他也无颜再说话 。
任安之前给他写信 。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 。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还有什么脸、什么资格再“推贤进士”呢!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 。不是轻蔑朝廷 。羞辱当朝的士人吗?如今的情况 。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为自己分辩 。也是徒劳 。没有人会信 。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
一句“负下未易居 。下流多谤议” 。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 。
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 。他自陈 。从先人开始 。家里就是史官 。而这个官职的地位 。用他的话说 。是“被主上玩弄 。如乐工、戏子一般被畜养 。被世俗所轻蔑的” 。
本来已经是这样 。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 。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 。“士可杀不可辱” 。这样被人轻视、践踏地活着 。远不如一死痛快 。然而他思来想去 。又不能选这条路 。
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 。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 。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若因为一时迟疑 。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 。那便于事无补了 。
再有 。他自我评价 。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毫无建树 。就这么死了 。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 。反会遭人耻笑 。
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 。向世人申辩 。又是否可行?
司马迁说 。没用 。道理很简单:“于俗不信” 。既受了刑 。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 。此时再辩解 。徒然自取其辱 。
不能以死解脱 。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在朝为官不敢说话 。又不能致仕退隐;在乡里抬不起头 。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出门被人指指点点 。在家自己愁肠百结 。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 。若有所失 。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 。立刻汗流浃背 。把衣服都湿透 。这才真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种情况下 。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未竟的事业 。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 。称其为“倜傥非常之人” 。其中包括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李斯、韩信等 。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 。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 。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 。
显然 。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 。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 。一雪前耻 。这是他创作《史记》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细究《报任安书》中这句:“仆诚已著此书 。藏之名山 。传之其人 。通邑大都 。则仆偿前辱之责 。虽万被戮 。岂有悔哉!”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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