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致庸和胡雪岩,一个是晋商的代表一个是徽商的代表,那么两者之中谁更富有呢？( 二 ) _经验知识

难道胡雪岩钱庄储蓄了清朝全国1/3的现金？这显然不可能。所以胡雪岩身家3000万不可信。
那么乔、胡两人究竟身家有多少呢？
根据《清稗类钞》记载。乔致庸身家大概在800万两白银上下；而根据比较可信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下的胡光墉条目显示。在胡雪岩与左宗棠结识之初。胡雪岩的身家大概在280万白银。这还是包括当铺、金银铺、钱庄、药铺等诸多产业的总产值。
但是。这毕竟是胡雪岩初期的财产。在他事业顶峰应该不止280万两白银的身家。那么。胡雪岩身家该怎么计算呢？
我们还可以统计胡雪岩在生丝生意上究竟投入了多少白银：根据中外史料。包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许士爵士于1884年上报的《商务报告》的数据。我们可以肯定胡雪岩囤积的生丝总数在15000—27000包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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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囤积价格按照1881年上海《申报》的报道：“（生丝价格）今日三百数十两者。明日即昂至四百余矣。又隔宵而五百余矣……” 。按照350两/包计算。27000*350两=9450000 。我们可以肯定说胡雪岩在这次生丝收购战中至少动用了9450000白银以上。
那么是不是说胡雪岩总资产超过1000万两白银呢？不可以。
因为胡雪岩金融帝国的核心是他的阜康钱庄。而当时南方钱庄和山西票号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钱庄对资金要求没有山西票号那么变态。按照当时《申报》的说法。南方钱庄本金“至多不过五万。少不足二万余” 。
南方钱庄本金少原因有二。第一是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南方普遍陷入“钱荒” 。当时中国江南地区最大的白银货币供应点是印度。因为英国人在印度新建了造币（银元）工厂。专门用于和中国做生意；第二。南方钱庄服务对象就是普通老百姓。南方钱庄即使在最鼎盛时期也只有寥寥几家钱庄参与到政府税金的汇兑业务。所以对资金需求没有山西票号那么强烈。
而山西票号一开始就是做大商人和清朝各地政府汇兑业务。那都是需要提前垫资的。没有上百万的现银是没法做清朝各地政府的汇兑业务的。
“以小博大。十万银子作百万的生意。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会做生意。”
这话很可能不是胡雪岩说的。是后人杜撰。但是这个话确实很清楚明白的显示了胡雪岩做生意的特性。这和以乔致庸为首的山西票号有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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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为什么南方钱庄幕后老板都喜欢让子弟考科举或者自己捐官的原因：用顶戴为自己的钱庄信誉做担保。毕竟对于主要面向小商人和普通老百姓的钱庄而言。四品顶戴很有说服力了。
胡雪岩这招管用吗？当然管用。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时。仅当时刑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文煜一人就在胡雪岩钱庄存了36万两白银。
而山西票号的经营者为什么不热衷让子弟考功名？早在经营清朝各地政府汇兑业务的时候。山西票号的财力也已经经过清朝朝廷的考验了。再说了。山西票号往来都是各省藩台、巡抚、总督。以及京城的户部高官。一个六、七品进士或者一个四品道台。也在这种汇兑业务中起不了什么增加信誉的作用。
最后。再说一个有利旁证。来证明论真实身家。乔致庸应该在胡雪岩之上。
众所周知。胡雪岩金融帝国崩塌的真正原因不是生丝生意失利。而是源自1883年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的外因是中法战争爆发。清朝海战全面失利；内因则是外资银行和山西票号在1883年10月要求以上海为基地的南方钱庄归还总计高达500万两白银以上的“拆放”和“长期”贷款。
当时上海的字林西报是这么评价的：“故资本不过数万金之庄。而放账竟多至数百万。当各项贸易盛时。钱庄固获厚利。及其市运式微。凡并无真本之行号。一遭折阅。倒闭纷纷。钱庄受累不浅……一旦票号留银不放。银行拆票不通。处处受挤。则为人倒者亦转而倒人矣。”
而根据统计。到了1883年年底。上海年初尚存的99家钱庄就剩下10家了。倒闭钱庄就包括胡雪岩的阜康钱庄。
再说一句题外话。在胡雪岩破产的第二年。也就是1884年。乔致庸家的大德通票号在光每股分红是850两白银。
按照字林西报所说的南方钱庄经营特点以及胡雪岩收集生丝动用的资金数量计算。胡雪岩1883年全部身家应该在500—700万两白银之间。
综上所述。乔致庸的家产应该是超过胡雪岩的。但是能调动的资金。乔致庸应该是不如胡雪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