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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一|“中国冠脉支架之父”的20年反支架运动：说没有过度使用，是谎言！( 三 )


我有个同学是口腔科医生，最近体检发现一段血管狭窄71%——刚超过标准1% 。他问：“就超过1%，可以不放吗？”
他们医院心内科医生说：“您都是我们医院的老主任了 。我们要对您的生命负责任，不能讨价还价的，不能拿生命开玩笑！”可能现在很多年轻医生也并不懂，就是死板地根据指南来 。
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认为不是坏人办坏事，而是好人办坏事 。这个非常可怕，一代一代医生就被这么教，谁来拯救医疗？
胡大一|“中国冠脉支架之父”的20年反支架运动：说没有过度使用，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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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别看现在我反对支架，当年我推广支架的力度是最大的
刚开始，一般医院都没有专门的心脏科室，只有心脏组，归置在大内科下面 。中国真正有心内科，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 。
最早做心脏介入手术，只有球囊扩张，没有支架 。1987年1月5号，我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和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进修回来，两年后，我在北大医院筹办了一次介入手术的演示 。那也是长城国际学术大会的第一次会，那时候还叫长城国际培训课程（International Greatwall Training class） 。
当时我请了4位外国医生 。其中，一位意大利籍、在美国工作的医生做了中国第一台支架手术 。当时我们还借了央视的直播设备 。
不过，那时支架手术只做了这一个，就叫停了，因为我认为不安全 。
当时未再做是因为当时预防支架血栓的药物仅有阿司匹林，尚无实现“双抗”（抗血小板）的另一药物，而只好用抗凝药华法林替代 。
所以我选了一个最简单的病变，只为演示一下这个技术是可行的，但随后，我强烈建议不要再做 。
等到1998年左右，出了防止血栓的“双抗”药物氯呲格雷 。金属裸支架才开始广泛使用 。
那几年，我不认为有人比我推广支架的力度更大 。
当时北大医院一年只能招生两次，一次只能招4个人培训 。我就离开北大医院，到了北京朝阳医院 。我们面对全国免费招生，来者不拒 。
我每天晚上讲课，白天做手术示范，谁都可以听 。来参加培训的医生都住居民楼的地下室，生活很艰苦，大家就像到延安上“抗大”一样 。那时，医生都知道只有朝阳医院是放开学习的，在其他很多医院，医生观看一台手术要交5块钱——那时候钱还挺值钱的 。
现在全国各地，至少北京半数以上的心内科主任都是我学生——就是那时在朝阳医院培养出来的 。
我反的是支架滥用，我不反支架 。我反倒是中国第一个大力推广支架使用的 。那些年，我最早建立了急性心肌梗死“绿色通道”和胸痛中心，强调“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让支架救了很多心肌梗死病人的命 。
到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发现支架不适当使用比较常见了 。当时有个在我这里进修过的医生，业内传说他创造了新纪录——给一个病人放了13个支架！
作为一个行医这么多年、在没有支架的年代都看过很多心脏病患者的医生，我首先感到困惑，因为从常识和经验上完全不理解这种行为！
后来，我看到了德国做的一个研究，讲一些患者通过药物加运动结合治疗，效果优于安装支架 。我就更坚定地反对支架滥用了 。
现在为什么我和心理医生一起看病、频繁写微信公众号？
2012年，我从北大人民医院退休后，一直在行医，在全国七八家医院看诊 。
退休后的十几年，我解决的是过度治疗的后遗症 。
我做了这么多年心脏手术，现在看的却不是疑难病例 。帮病人判断是否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也告诉已经做过手术但后悔的人，下一步的人生该怎么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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