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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大一|“中国冠脉支架之父”的20年反支架运动：说没有过度使用，是谎言！( 五 )


后来毕业进北大医院（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但学校基金优先支持年龄大的人，我当时是年轻人，不能用这些基金，就只有靠自己奋斗去考 。
我是北大医院提副高、提正高最年轻的教授 。一直以来，就觉得要靠自己奋斗，不愿意随波逐流去拉关系，也比较讨厌官场 。
这些年我肯定有很多压力，等于在跟一个体制对立，和非常多心血管医生对立，很多医生说“你一定很孤独” 。我享受孤独，因为自己坚守是有价值的 。
在我选择做医生那个年代，我们学雷锋、学张思德，价值观很清晰——当医生，就要处处为患者的利益考虑，再扩大一点，为人民健康考虑 。这个价值观一直在，我才能充满自信地坚持，不会因为压力大就受不住 。
我没有圈子，但有靠山，我的靠山很坚定：有充分的常识，有充分的证据，有50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长期对病人的随访 。
胡大一|“中国冠脉支架之父”的20年反支架运动：说没有过度使用，是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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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胡大一医生提供
现在这些年肯定有很多压力

从1970年毕业开始，到今年已工作了整整50年，我的从医经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在农村做全科医生 。
我1965年入学，从1968年复课闹革命就下乡，之后近十年一直在基层工作 。那段时间，我去过阿里，在高原、荒漠、戈壁工作过，了解到中国最偏僻、最贫穷农村的医疗状况 。当年我们从接生到拔牙到眼科手术，什么都做 。
今天依然很怀念那段时光 。那个年代，医生都有预防概念 。
后来2003年SARS 初期的时候，我在人民医院，说最重要的不是消毒，一定是先隔离，这个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 。基于当时我下乡的经验：医生到农村去不只是治病，要改水改厕，改变传染病的环境 。
第二阶段是我70年代末回到北京，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科工作的时期 。
那是北医名医荟萃的年代 。
院长是“中国新生儿之母”严仁英 。她下乡看到顺义无脑儿、先天性脊柱裂发病率高，孩子的妈妈被全村看不起，被说成妖怪 。她就提出抛开传统思维解决问题，与当时还没正式建交的美国合作研究——现在都知道怀孕吃叶酸，就是那个研究的结果 。
那些医生有大家风范 。为什么我现在看一个病人要聊40分钟？是他们让我知道，不仔细问诊是看不好病的 。
80年代末我从美国进修回来进入心内科，是从医的第三个阶段 。
我把心脏支架引进来，又反对支架滥用，主要是因为医疗逐利跟坚守医生价值观的矛盾 。
不仅是心脏支架滥用，现在整个就医的环境都和过去太不一样了 。现在大医院人满为患，患者无论什么病都想看专家，结果就是等三小时看病两分钟 。
像北京大医院的专家，一人一上午要看50到100个病人 。医生不上厕所不喝水，看100个病人每人不到3分钟，根本来不及真正了解病人，我们的医生已经没有时间去打地基 。
这样的模式，导致患者也改变了就医方式 。他们也体贴医生，觉得“医生没有时间听我诉苦” 。患者一般拎着两个袋子：一袋子全是病历，另一袋子是体检结果，或者一大堆的全身CT片，双手递给医生：“你挑着看看，给个说法就行了” 。
医生跟患者不但没有语言沟通，连眼神都没有沟通，始终盯着电脑看影像 。等问诊结束的时候，医生就写出了一大堆的化验单甚至住院条 。
我这种看病方式成了另类，患者没见过 。
“双心”为什么许多医生不愿意做？因为花时间，不挣钱 。
一看病人病情，二了解病人心情，三谈工作生活经历，四谈性格，要花很长时间 。而且又不开药、不做检查，不装支架，只聊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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