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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当年的人们为什么沉迷“小品”( 二 )


现代小品的鼻祖，应该是1983年春晚的《吃面条》，故事就是一个群众演员与一碗面的纠缠 。人们在惊叹陈佩斯高超的无实物表演功力的同时，也应该会联想到无数自己生活中的片段 。
那是中国开始尝试摆脱匮乏的年代，无论是台下还是电视机前的成年观众，都对饥饿有着鲜明的肉体记忆，这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在为了丰沛生活而进取开拓的精神风貌面前，最能激发荒诞感的，是对食物的浪费 。
大众文化|当年的人们为什么沉迷“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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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无意识是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提出的重要概念，指由遗传保留的无数同类型经验在心理最深层积淀的人类普遍性精神 。“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 。艺术作品的根源都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 。
食物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有着这样近乎神圣的意义 。
中国人能吃饱饭的时间，至今不到四十年，所以浪费食物、把食物当成玩具，是古往今来的中国喜剧矮化人物达到讽刺效果的常用手段 。后来无论是《张三其人》那点折腾来折腾去的鸡蛋，还是《牛大叔提干》里的腐败宴席，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
创作者并非有意以食物为梗，但最终的效果能否激发集体无意识，是判断优秀创作者的标志之一 。
试想一下，如果《吃面条》里陈佩斯面临的困境不是那一碗碗吃不完的面条，而是像西西弗斯一样大汗淋漓地跑来跑去，整个小品的喜剧效果将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1985年春晚，他的《拍电影》就是如此，观众看到的是在一个寒冬深夜，一位被寄予厚望的喜剧力工透支身体极限的表演，《拍电影》的尴尬，只是整个85年工体春晚失败的一个缩影 。
大众文化|当年的人们为什么沉迷“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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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一部春晚小品《王爷与邮差》，试图以满场飞奔和民族主义来造梗，效果生硬且令人疲惫 。《王爷与邮差》也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最失败、最费力不讨好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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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类推，还可以找到其他例子 。回想一下当年的小品，你也许会发现一个隐藏的规律，即演员们使用的各地方言，并非自然的正态分布，东北话、唐山话、北京话、甚至山东话和陕西话都明显占比要高于上海话或广东话 。
以至于我们都听过一个传说：南方人是不怎么看春晚小品的 。
北方方言的统治地位，其实是另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映——几百年来中国人的家国认同，基本建立在北方农耕文化的辐射之下 。当年深圳和海南虽然已经开始崛起，但这些依靠“从商”繁华的新富地区对于彼时的中国人来说，反而有一种“他者”的陌生感，那里是遍地财富的冒险家乐园，是所有勇敢者探索的目的地，但不是家 。
上海开埠百年之久，这更让上海的文化形象难以摆脱西方影响，上海人的洋气和腔调，让其他地方的同胞始终与其保持着距离 。滑稽戏也是喜剧的宝藏，但走出上海，真的没有市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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