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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当年的人们为什么沉迷“小品”( 四 )


因为即便过了二十多年，舆论场里还有一股强大的守旧力量在以对抗新潮的方式捍卫“传统文化”，小潘潘魔改黄梅戏遭到围攻，便是鲜明的例子 。不需要统计学的介入，也可以想象攻击小潘潘的网友大多数并不是黄梅戏的真正听众，他们所捍卫的，其实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 。
黄梅戏作为成熟的戏曲，并非诞生于唐宋明清，而是定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在从以荤段子为主的黄梅小调改造成黄梅戏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魔改” 。到底哪一种改进才符合“正道”，其实在当下不可能有标准答案，我们能做的，就是对民间的参与持宽容姿态 。进步从来都不是按图索骥的过程，进步一定伴随着庸俗、嘈杂和“异端”，所有庙堂之上的高雅艺术，最初都来自世俗江湖 。
【大众文化|当年的人们为什么沉迷“小品”】大众文化|当年的人们为什么沉迷“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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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焦虑，也难以预料对方身份的多变 。在这一选题上登峰造极的，便是1998年的《拜年》 。赵本山在《拜年》里，奉献了可以写进喜剧教科书的表演 。一个小人物的前倨后恭，支点是对方身份的变化，一切的笑点和转折，都发生在“从乡长变成三胖子”，再从三胖子变成县长的身份转换之时 。
大众文化|当年的人们为什么沉迷“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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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的变化交给小人物来独立承受，始终是最佳的戏剧张力来源之一，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默片时代躲避警察追赶的卓别林、还有《刘老根》里与腐败官员斗法的农民企业家，都是极高级的喜剧设定 。面对权力，如何界定自己与对方，是能天然产出高级喜剧的肥沃土壤 。在此基础上，配以流畅的叙事结构、以及精彩绝伦的台词语言，让《拜年》成为不少人心目中的春晚小品最佳 。
现在的喜剧小品如此难看，恐怕原因之一便是抹平了身份的焦虑 。
出现在舞台上的无论是农民还是官员、丈夫还是妻子、老板还是打工人，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一模一样的批发笑容，大家都昂扬地赞颂着新时代，你看不到个体的差异，也看不到任何真实的矛盾冲突 。
而在一些火爆的喜剧综艺里，无论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里实验色彩浓厚的一些后浪，还是《欢乐喜剧人》里文松的娘娘腔或谢娜的喧闹，都像是祖籍搞笑星球的天外来客，基因里只有“搞笑”这一根螺旋线条 。他们的人设与你我身边真实的男女老少都无关，你无法相信你的身边会有如此夸张的人，你知道这是演戏，是假的，但你坚信“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也许是技术的迭代、物质的丰富，让懒惰成为了某种不容置疑的正确，人们需要最直接的感官刺激，反射弧越短越好 。
小品的说教固然面目可憎，但这是技法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喜剧作品不需要“著歌诗合为事而做”的现实意义 。
底色温暖：人们怀念的讽刺很多人在回味曾经的春晚小品时，都会拿讽刺力度来说事 。但其实相比《一年一度喜剧大会》 的几个出圈节目，讽刺的内娱和网络杠精，当年春晚小品讽刺的可都是他们今天不敢碰的题材 。
赵本山敢拎起甲鱼蛋怒斥不作为的官员“啥也没学会，学会扯淡了”；《打扑克》里两个火车旅客用名片互相比大小，带出了“女秘书可以管董事长”“采访人员管厂长，专查查你们腐败的事”；就连因为一句“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成为万千东北工人阶级之敌的黄宏，也经常在小品里拿领导开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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