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研究代表人物为周策纵 。1980年6月16日，在周策纵的多方努力下，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得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得以召开，其开创意义和深远影响值得珍视 。首先成为红学研究正式走向世界的标志，这是《红楼梦》的首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是首次单独为一部中国小说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且此次会议以中文作为会议语言，与会学者无论国籍皆要求使用中文，极大拓展了《红楼梦》的国际影响，促进了中美两国红学界的接触、联系和交流 。其次成为推动中国红学发展的一股外来动力，由于首届《红楼梦》研讨会论文的发表以及选辑成书，在异域视角和 *** 的参照和对比中，加快了我国红学研究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步伐 。再次该研讨会试图打破以前独自研究的格局，进行超区域、超国别格局整合 。从此以后，红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国家性而更多是国际性的，而且由于提倡《红楼梦》稀见版本和资料的影印和整理，以及各国学者资源和信息的流通和共享，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复研究和文献不足的遗憾 。
周策纵不仅考证出两个极难的答案“一从二令三人木”和“汪恰洋烟”，还对胡适的“新红学”作了公平分析，并检讨了红学研究的态度和将来的方向 。周策纵的红学研究走过了一个“敬胡”——“疑胡”——“承越”的发展过程，治学 *** 中西合璧，将传统考据学、西方汉学、与中国学冶为一炉 。
90年代研究异见之一为“寓意说”的二次阐释 。裔锦声1993年在《爱的寓言：红楼梦和一些西方寓言著作》中丰富和发展了浦安迪的“寓意说”，实现用西方文学批评的观点重新评价研究中国文学的目的 。她通过中西文学之比较发现，由于中国文学中不存在“上帝之爱”这一概念，因此《红楼梦》中的爱相当于西方文学中的 ***。由于中国文学中不存在“原罪说”这一文化元素，这一差异导致梦作为小说框架结构在西方寓言和《红楼梦》中不同的结构功能和不同的寓言样式：西方寓言是垂直向上移动的，实质是在宗教或道德观念上从低级移向高级，从不完美到完美，从堕落到拯救 。《红楼梦》的寓言则要在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水平面上或一个“圆”内（如大观园）去寻找，它通过其中的梦作为框架体现出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世界的公式：梦和现实以互相牵连的状态共存，相互影响，代表人类永恒悲剧 。
90年代研究代表之一是余国藩“集大成式”红学研究 。1997年他的《重读石头记：红楼梦中的欲望与虚构》最着力处有二，一是论证《红楼梦》的虚构性，二是论证《红楼梦》的“欲望叙事”；同时，对林黛玉的形象和后四十回的评价，也都提出了别具只眼的见解 。余国藩肯定后四十回的价值，认为“后四十回纵使不是字字为曹雪芹所写，精神庶几近之，已经深得原著的三昧”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悲剧精神的体现者为宝玉，余国藩却认为是黛玉，黛玉深爱宝玉，肯定他个人的价值，而且是不带任何条件的肯定 。她赢得了宝玉的心，却输掉了家长的欢爱，最终伶仃孤苦，独赴北邙 。黛玉的悲剧，在于不断抗争却“在劫难逃” 。余国藩通过三个层面来凸显林黛玉风刀霜剑的凄凉处境和重重重击下造成的崩溃与死亡，引领读者全面和“重新”认识这个形象 。余国藩红学特点是多边对话，内容上以虚构说抗衡胡适的自传说；把重点放在对《红楼梦》文学性的深入探讨上；借鉴浦安迪对结构的精心经营；认同王国维“悲剧说”的同时又标举新的悲剧形象——林黛玉；反驳女性主义观的论点而提高《红楼梦》中女性的地位和价值；同时“拥黛观”也微妙地与夏志清的“拥钗观”形成了制衡与对话 。形式上以缜密的“体大思精”式结构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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