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突发的公共事件常常成为流行语扩散的“引爆器”，除了新冠疫情这类公共卫生事件，热点公共政治事件也制造了“躲猫猫”、“我爸是李刚”、“帝吧出征”等令人记忆深刻的流行语 。不过，流行语的广泛传播，不仅可以被热点事件引爆，也可以伴随着社会情绪的积累自然地流露出来 。比如，今年9月末，B站突然出现了多条以“早安，打工人！”为主题的短视频 。“打工人”瞬间成为年度最热的自嘲用语，在各大网络平台广泛传播，仿佛一时之间，各行各业的上班族都通过“打工人”建立起了身份认同 。许多媒体也对“打工人”的走红背后的文化心理进行了剖析 。“打工人”引发公众共鸣的背后，是通过工作实现阶层晋升机会的收窄带来的普遍焦虑，和因专业化分工的不断细化而被消磨的工作热情 。
“追问2020：语言流水线”，图为周玄毅、邵燕君、维舟在活动现场 。
书评人、专栏作家维舟对公共流行语的生成与传播有着长期的关注，他同样认为，流行语的变迁很好地反映着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他看来，网络流行语在中国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2005年以前、2005-2013、2013年至今三个阶段，2005年之前，互联网在中国刚开始流行，彼时的网络流行语大多是些非常简易的表情符或者是“喜大普奔”等缩写词 。2005年，博客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进入WEB2.0时代，UGC（用户生产内容）的出现为网络流行语的大规模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媒介支持 。这一时期，网络流行语快速增长和迭代，但总体上，依旧带有明显的青少年亚文化特征 。而到了2013年，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快速普及，网络流行语开始由青年亚文化向全社会扩散开，逐步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用语之中 。
从小众的亚文化逐步走入公众的视野，并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用语的一部分，这种语言的“破壁”现象其实发生在很多流行词上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专注于研究网络文学，在一次课后被年轻学生们的各式“网络黑话”隔绝于交流之外的经历后，她萌生了撰写一本网络流行语的“词典”的想法 。在她看来，这是一个语言现象的涌现空前繁盛的时代，在她和学生们一起编著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的前言中，她写道：“麦克卢汉曾预言，进入电子时代的人们将重新部落化，如今，在网络空间以‘趣缘’而聚合的各种圈子，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生产着新话语” 。而这些新的语言，正在不断渗透进我们已有的语言中 。《破壁书》收录了大量在不同时段出现的网络流行语，其中例如“卖萌”、“ *** 丝”、“钓鱼”等等，都已经成功完成了“破壁”，成为我们日常交流中时不时蹦出的词汇 。
周玄毅在现场展示今年双十一期间的网络流行语 。
而在今年年末，流行语的一种新的“破壁”：学术词汇的“出圈”，意外地制造了可能是今年最火的一个流行词——“内卷” 。这个词原本由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用以形容小农经济领域某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现象，而如今，它几乎可以出现在任何形容“竞争激烈”、“高度内耗”的场合 。不过，流行语在快速打破壁垒的同时，也在制造新的壁垒 。流行语越来越快的迭代更新速度，使得语言成为了年轻人和父母辈之间的另一种“数字鸿沟” 。
一面打破壁垒，一面制造壁垒，只是流行语自身蕴含的矛盾之一 。这种矛盾性，由流行语的“新”所决定——这注定了它将与社会既有的语言体系正面相遇，并接受后者的审视与评判 。而一直以来，盘旋在中国流行词上空的最重要的争论可概括为一种“雅俗之争” 。脱胎于网络亚文化的流行语千奇百怪、不循常规的造词方式，戏谑搞怪的草根风格，常常被视为与“正经”的主流语言体系格格不入，被打上粗鄙庸俗的烙印 。而争论的另一方则认为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语言，他们可能赞同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的一句挖苦：“很明显，那些上了岁数的人对语言革新都很排斥，他们很难接受青少年创新的语言，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这些新语言，转瞬即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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