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宫内膜异位症|疼痛往事: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处的11年( 三 )


至亲们都来告诉我怎么做,但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得这个病?为什么是我?
生病成了我的原罪,没有可以归咎的病因,但我是那个为此受罚的人 。这个病症成因复杂,医学界尚无定论 。只是尖锐得让人呼吸困难、眼前发黑的疼痛,从此每个月准时袭来 。
不是经期的日子,几乎每天早上都会腹泻,没有预兆的,小腹会忽然抽痛,仿佛有人在我体内抽了一鞭 。这些不适相比起经期的剧痛不算什么,但心理上给我造成了特别大的压力,时刻提醒我那种令人恐惧的疼痛在准备进攻,每个月临近经期的日子都像是在等待定时炸弹爆炸 。保守治疗进展缓慢,也许需要手术的阴影徘徊不去 。我联想到“恶化”、“死亡”这些不详的字眼 。病痛及其所代表的的对死亡的恐惧,瓦解了我的主见 。我放弃了工作以来的独立,退缩回那个需要父母操心的孩子,听任父母埋怨我的裙子穿得短,四季吃雪糕,熬夜做兼职和去夜店,睡榻榻米染上湿气……每一项他们向来不同意我的生活方式,都成了我神秘莫测的病因之一,而我因为对病痛的恐惧而不再反抗,乖乖地提早从香港搬回广州 。
就这样听任父母安排了我的生活 。只有一次,我对父亲发了脾气 。那是确诊后的第二个月,晚饭过后,妈妈有事外出,爸爸在客厅看电视,我正要回房间,爸爸叫住了我 。
“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要太多了拿不回来,我找辆车去香港接你 。”
这是催促我回来的信号 。
“收好了,拿回来一些了 。有同学送我去坐直通车,不用接 。”
“毕业的事情都差不多了吧?”
“不演出,不面试,不去毕业旅行——毕业典礼完了就回来,我知道了 。”
“这就好,这就好 。”爸爸踌躇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然后他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中心思想是“你在香港有没有乱搞男女关系”以及”和男友要注意性生活的节制” 。他说的时候一直没有看我,说完才瞥我一眼说:“这也是你妈妈的意见 。”
我半晌没动 。最后反应,冲回房间,摔上房门,把书柜上的书扫落一地 。我对爱情专一,性生活传统,但这都不是重点 。借由疾病干涉我人生的选择,我已经逆来顺受;再借此对我的私生活指手画脚,我感到失去尊严 。
4月末确诊开始,我大半时间留在广州接受治疗 。6月初最后一趟回香港 。毕业晚宴上,教授眼含泪花地向我们举杯:“此刻终将分别……”他唱了两首歌,因为我这个钢琴伴奏临时变卦,伴奏是录音的乐曲 。离开香港的那天,三个好朋友友一路相送,最后干脆上了直通车,把我送回了广州的家 。随后她们去了台湾,寄来在垦丁花田里衣裙飘扬的照片 。搬回广州的我收到邮件,得知自己获得了香港青年文学奖的一个奖项,主办方邀请我前去领奖,最后我并没有去 。
错过就错过了,遗憾是一生的 。平凡如我,病痛之下,对人生的期望降至“健康地生存” 。“生活的体验”、“精神的追求”退居二线 。听从父母的建议,不用为此背负人生的责任,是最便捷而轻松的决定 。
6月末,我和即将赴美读研的男友在广州领了结婚证 。在我生病之前,我们就开始筹备结婚事宜,却因种种琐事吵架不断,两个人对今后是否能够共同生活产生了怀疑 。我确诊后,男友收到了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事情就变得微妙起来 。双方父母和认识我们的亲朋好友都催促我们尽快完婚,男友背负着道德压力,必须在赴美之前给生病的我一个交代;我在主动丢失香港的前途之后,也把爱情当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两个人就糊涂地结了婚 。
如今11年已过去 。我问自己,真的必须如此吗?对于一个实际上并不会对生命产生威胁的病,一个死亡率很低的病症,真的必须妥协得如此彻底吗?说到底人生的选择不能怪任何人 。“独立而强大”,那是岁月静好时的幻象;一旦病痛撕去了虚伪的外衣,我只是那个被父母保护得太好的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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