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专访芝大何川教授:科研追求上书架上货架,转化要有“绝活”( 三 )


何川同时谈到,在“书架”和“货架”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绝对鸿沟,“我觉得在很多层面上,包括政府层面上,甚至在学校层面上,很多管理者觉得做基础和做转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绝大多数真正转化的、改变了经济结构的东西,都是基础科研突破带来的 。”
他强调,“真正在基础科研上做的好、做的扎实、做的持久,你才能真正地产生导致整个经济结构的这种改变,而如果你不在基础科研上投入大的话,你的所谓转化的改变往往是很有限的 。”
何川对年轻人的建议是非常开放的,“我鼓励年轻人积极地做转化工作,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如果没有自己的绝活、没有自己的基础科研的话,为什么是你转化而不是别人转化?”
他反复提问,“我觉得你如果有机会应该去尝试做转化去改变世界,但是你一定要意识到你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东西?为什么是你不是别人?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因为你的基础科研做的跟别人不一样,你的基础科研做得很扎实,然后你的转化就顺理成章了,相对就容易很多 。”
“科学界一定不能闭门造车”
在何川眼中,中国近几十年来在科学科研方面的进步巨大,而这种进步将依靠不断的积累继续下去 。“科研本身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要不停的几十年的跟大家进行交流,要永远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这样的话路才能走得远 。”
他也非常遗憾地提及,目前在计算机等领域或许存在着国际壁垒,但是在生命科学上,至少在基础科研上,他认为还没有太多的壁垒 。“我个人认为大家还是应该坚持,大家还能够自由交流,我想张亭栋、王振义老师发展的ATO和ATRA疗法不但治了中国的小孩,它也治了其他国家的小孩,而国际上这么多的大药厂的疗法也是没有国界的 。”
何川表示,尤其在病毒和细菌感染、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生态和农业等国际性课题上,“这些都是世界性的问题,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
过去的2-3年里有一个现象令何川很欣慰: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愿意将自己的成果在预印本等平台第一时间公布 。“这在过去两年成了一个主流,如果你去送审,再等发出来就过了一年了,但是你让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和药厂的人提前看到,是不是一年内可以多救一些病人的生命?”
在此次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除了不同国家之间科学家、药厂之间的协作,何川同样提到学术界类似的一点,“大家可能完全忽视了的就是国际化,这么多的文章这么快在网上发出来,任何一个细节,比如这个病人对某个东西可能有问题,文章马上就出来了,实际上这潜移默化对整个的新冠研究和治疗方案的完善都有巨大的意义,大家可能完全忽视了它的意义 。”
“大家不可想象的是每个国家都把自己知道的知识放到自己的医院,不让别人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何川表示 。
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年轻科学家表现又是如何?何川说,“其实他们的冲力闯劲都非常大,我现在很愿意跟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们交谈,因为每个人都有冲劲有闯劲,因为每个人都有冲劲有闯劲,我觉得有时候缺乏一点,就是有一些资深的PI能够稍微地帮他们调一下方向,提供一些建议,开拓一些新的思路 。”
在何川看来,这样的交流会让年轻的科学家们避免很多弯路 。“我们毕竟干了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能走的弯路我们都走过了 。”而实际上这种交流对国内的年轻一辈们难能可贵,“这一点在国内的话可能在一些大的科研院校里头还好,别的地方稍微欠缺一点,这也可能是中国年轻的科研工作者跟美国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之之间的一个小的差距,因为美国的年轻科研工作者能够近距离地和他资深的同事交流,能够有更宽广的视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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