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一个理想的学校心理干预系统是什么样？这些真实经历告诉你答案( 二 )
当流程开始运作之后，咨询师所处的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主导并做出决策的很少是这些专业人士 。
赵文河处理过多起危机个案，「一旦出现危机状况，会建立一个微信群，把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中心的主任，辅导员、学工部主管学生工作的副院长拉到一个群里，形成一个专案小组 。咨询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是行政领导 。根据不同的个案进行不同的处理」 。
李莹在安徽一所高校兼任心理咨询师，她的本职工作是学工部的行政人员 。她在 2018 年提出离开咨询师岗位，因为意识到「跟领导在对学生的安置问题上发生分歧」 。
当事女生在李莹的持续做了一段时间的咨询，但是情况仍然没有改善，甚至出现了情绪失控 。学院主管领导出于大局的考虑，劝女生休学 。
领导的表述让李莹很难接受，「他当着学生的面跟家长说，这个孩子的情况如何糟糕，如何影响其他学生，你需要带她去精神病院，关一阵看看 。大概就是很伤害家长和学生情感的表达，让这个孩子也觉得很恐慌」 。
作为「行政人员」的李莹需要服从、配合领导以学校利益为先，但同时，兼任「咨询师」的她又需要提醒自己要以来访学生的利益优先 。
「整个人很分裂，找不到一个标准答案可以解决，最后就是，我感觉抛弃了这个信任我的学生」 。
在系统中被解决与无法解决的
有人在这个系统中获益吗？答案毋庸置疑 。
在杭州念大学的林琛在这个系统中得到康复 。他的创伤来自于原生家庭，和父母的交流充斥着障碍和隔阂 。在考上大学的一年之前，他已经确诊了抑郁症
2020 年，考上大学的他如实填写心理问卷，学校知道后，咨询师和辅导员先后找林琛了解情况，告诉他，可以去医院复查一次再下定论 。如果医院不好挂号，学校可以联系医院安排就诊 —— 赵文河告诉偶尔治愈，北京高校也有这样的设置，因为挂号难，学校往往也打通公立医疗机构精神科的绿色通道 。
辅导员会时不时过问林琛的现状，比如是否适应学校生活，对学校有没有什么要求或者建议，日常生活是否需要帮助 。但基于对自己现状的认识，林琛大多时候会婉拒辅导员的好意 。
但林琛对学校的应对是满意的，这远远超出他的预期 。
学校给他传递的态度是，正面且乐观地应对这件事，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也没有退学或者休学，「不是一个上下级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我们是共同体」 。
对于林琛而言，学校是让他远离心理创伤源头，重新开始生活的栖息地 。他对自己的专业和课程充满热忱，主动报了第二专业 。「总之，对一切都充满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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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些问题，是系统也解决不了的 。
「比如说，很多高校老师自己是不能接受抑郁症这个东西的存在，他感受不到的东西，就觉得不存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多困难，」赵文河说 。
在他接访的一些案例里，学生的压力源来自于导师，「因为抑郁，学生的活力会下降，做不了工作，需要在学业和导师分配的工作上松弛一些」 。但当赵文河启动沟通流程之后，发现挫败无处不在 。
「一般来说，都是学工部告知，然后通过学院院长或副院长跟导师谈 。辅导员不行，级别太低 。但学工部跟导师是两套体系，走学术和管理 。」
赵文河说，有的导师不太把管理当回事儿，如果跟他说，要让学生去看病吃药，一些导师的态度就是「好人谁去那地方，你就是不想干活，诸如此类，孩子的压力就更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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