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任正非卸任上海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董事,以及董事长法人等高层变动？( 二 ) _经验知识

从这个角度来讲。文明本身越强大。就越难改造。惯性也越大。大家不妨可以看看印度。英国的直接殖民也没有让印度文化发生如日韩一样的改变程度。
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公司管理制度的来源是西方。但在中国。管理文化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跟文化背景与文化氛围息息相关。
西方国家的公司在权力结构上一般非常清晰。从小公司到巨头企业。控制权-管理权-分红权的边界基本泾渭分明。因为西方文明的商业属性非常强。这也是它被称作商业文明的原因。在他们的观念里。企业这种组织的诞生就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盈利空间。能够释放更多的生产力。所以企业家们对于政治方面的考量较少。更直观的表现就是。西方企业中职场关系和权力关系相比较东方企业要简单不少。

文章插图
从管理层面来讲。中国企业家比较注重对企业生存权力的掌握。而这基本贯穿于控制权-管理权-分红权。而且对政治敏感。这些特点决定着民营企业家们有几个共同之处：
第一是家族味比较重。虽然西方国家也存在很多家族企业。但这类企业的家族延续性基本存在于控制权-分红权部分。且所占比例并不大。而国内企业的家族味则会在管理权上也有所体现。并且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第二是企业普遍缺乏可持续发展策略。这能够解释中国缺乏“长寿企业”的原因。从表面来看。很多企业的发展壮大与迅速衰落都跟急功近利相关。但其实不然。真实原因在于企业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往往依赖于时机而崛起。然后企业家会走上路径依赖的老路。管理团队失去进取心。新晋管理层话语权缺失。也就是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容易在一棵树上吊死。
第三则是政治相关。这一点在今天其实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而且逐渐成为某些行业的一个优势。
这些特点造成了一些后果：第一。造就了国内市场的奇特属性。外国企业尤其是西方企业在国内竞争中也很难占到便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熟悉我们的市场特点；第二。国内企业出海就比较困难。因为管理制度上的差异造就了在财务、贸易等方面跟西方制度较大的差距。甚至商务合作和业务洽谈上。都比较难有效沟通。或者沟通成本居高不下。
也正是因为这些特点。在中国市场中脱颖而出的一小部分企业如果既要保证自己在国内市场的地位。同时要进军全球市场。那么就必然要对管理制度做一些改造和设计。这种思维。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也是司空见惯。
华为、阿里巴巴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且是成功的典范。而百度、腾讯基本上算是对东方管理制度做出了西式改良。联想则基本上是全盘沿袭西方企业管理制度。而这个其实也能解释这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选择。

文章插图
第二。从话语权、控制权、管理权的差异。可以一窥任正非、马云的管理思想。
马云说过。他想让阿里巴巴成为一家生存101年的企业。这是在淘宝还没有到达巅峰时期的时候他的一个愿景。虽然还无法验证是否会成为现实。但到今天为止。马云的所作所为其实已经在为自己的愿景做出了注解。
如果企业能够生存101年。那么就必然要出现企业文化。这种文化可能由创始人缔造。但不会因为创始人而发生动摇。后续的管理者和管理团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在服从于某个人。而是服从于企业文化里的企业使命。
这样的企业才有可能存活101年。
任正非没说过这种话。但他为华为企业管理注入的忧患意识和狼性文化。则是用行动来锻造华为的极限生存能力。
从话语权角度来说。马云之于阿里巴巴的话语权基本来自于控制权。这是因为阿里巴巴的股东比较复杂。牵涉的资本方较多。马云的控制权则来自于阿里独特的“合伙人制度” 。合伙人团体控制董事会。马云则控制合伙人团队。所以从这角度来讲。马云如今的卸任是完全退出了管理权的掌控。但保留着控制权。自然也拥有话语权。
除此之外。马云的话语权还来自于创始人身份和其他社会身份。这些身份可以让马云仅通过话语权就能对阿里的管理产生影响。这也符合西方企业管理者的逻辑。
而任正非的话语权来自于之前多年对于华为的管理。任正非重视行动。同时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忧患意识贯入企业的日常运营之中。这种做法通过后期市场验证后。无疑成为任正非巨大威望的推动力量。同时也因为其对企业的管理。重大事务的决策。让华为既在国际市场游刃有余。也成功开拓消费电子产品的市场。可以说。任正非的话语权主要来自于自己的成绩以及对内部的巨大影响力。这一点跟马云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