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我们与艾滋的距离( 三 )


「我们后来发现,只有男同人群的队列相对来说更容易建立,数据更易获取 。尽管有很多人是流动人口,但他们愿意过来配合你的工作 。」黄晓婕说 。
早在 2006 年,佑安医院的吴昊教授就建立了一个全球单中心最大规模的急性感染期研究队列,当时的感染科医生们为了确定哪些人群面临艾滋感染的威胁,确定了三个人群:男男人群、性病门诊患者、吸毒人群 。「你说吸毒人群到哪去找?性病门诊就诊者建立队列就更难了,TA 这次因为梅毒来就诊,很快治好就走了 。我们发现,男同人群不仅有较高的新发感染率,而且相对容易建立随访队列 。」
一个模糊的观测是,那些已经找到 PrEP 并决心服用的人,相当程度已经有极强的自我保护和防艾意识,且知识文化水平较高 。但关于 PrEP 的悖论是,那些频繁发生高危性行为的人当中——女性性工作者、男同性恋、吸毒者和他们的性伴,很多生活在社会边缘 。
目前,美国有 21.9 万人在长期服用 PrEP 药物,但美国疾控中心认为还存在至少 90 万人的缺口 。全球范围内,2019 年只有约 59 万人服用了至少一次 PrEP ,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给 2020 年设立的目标是 300 万人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我们与艾滋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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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我们与艾滋的距离】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在美剧里,水泥见过外国人的桌子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补剂,像吃饭一样服药 。「但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照镜子的时候吃一粒药,用水吞服,这种情形是陌生的,让我觉得,有一点怪异 。」
正如安全套作为一项公共卫生的干预手段,已经变成无数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艾滋病的持续流行,已经发展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小到改变一个服药的习惯,也要经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
1985 年,北京协和医院收治了中国境内第一例艾滋感染者,当时的医生束手无策 。从人口基数看,艾滋病疫情在中国是低流行水平,但迄今已使约 32 万人死亡 。
变成病人意味着什么?感染者阿杰离开大学之后,靠打零工每个月收入一两千 。后来他找了一份薪水 4500 元的工作,还没转正,领导不知如何听说了他是感染者,把他辞退了 。有段时间,阿杰不敢再找长期的工作 。
和《人物》采访人员通电话时,阿杰坐在武汉一家派出所门口 。他刚刚找到新工作,需要办理一份无犯罪证明 。刚刚确诊的时候,父亲让阿杰「暂时不要回家住」,他就搬到武汉同志中心的办公室,那里有几个床位 。每天吃着从街道办领的免费药,他「最大的副作用是做梦,整晚停不下来 。有噩梦也有好梦,有的时候会咬到舌头,把自己疼醒 。」
在武汉同志中心,阿杰遇到了一个不介意自己感染者身份的人,他们在一起了 。有一次两人出去玩,男友的父母临时回家,翻到阿杰包里的药瓶,知道了他是感染者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拖累他了 。一切都是格格不入的感觉 。我没办法再应对这段感情,就提出了分手 。」
范子同也没能和他的男友走下去 。感染之后,男友开始不再对未来有规划和期待 。「但我是那种奔着长久的关系、一起买房、最后告诉爸爸妈妈的类型 。他不是,他变成一个只活在当下的人 。」
2008 年,瑞士国家艾滋委员会首次提出了「 HIV 感染者在经过稳定治疗后,病毒载量至少 6 个月低于 40 就不具备传染性」的观点 。此后四年,大量跨国研究验证了这个结论,即后来在全球推广的 U = U(检测不到=不具备传染性) 。
药物治疗不仅让艾滋病摆脱了绝症标签,变成一种慢性病 。及早治疗的感染者,甚至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也可以拥有建立亲密关系的权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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