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一个麻醉医生的炼成:手术室里病人的死亡率低于麻醉医生的猝死率( 二 )
我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句玩笑话,没想到在次年初夏的手术旺季,于洋就差点猝死在我面前 。
于洋的导师是个大忙人,从来不管他 。他不仅没沾到导师的光,还因为负责排班的医生与导师有些龃龉,排班时总把台数多、时间长的手术间安排给他 。
那个月,于洋一直在脑外科术间,每天3台手术起步——每台脑外科手术耗时最少3小时,七八个小时稀松平常 。他在那待了半个月后,我在寝室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了——要不就是回来太晚倒头就睡,要不就是顶着发青的眼眶在阳台默默抽烟,那个平时放个屁都能奏出节奏来的段子手再也不见了 。
一个周五,我正在脑外手术区对面的耳鼻喉科术间上班,突然听到外面传来慌乱的嘶吼,跑过去一看,于洋倒在地上 。外科医师停止手术,在一旁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作为麻醉医生,抢救是刻在骨子里的肌肉记忆,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已经面色发青、颈动脉搏动消失的于洋 。还好,4分钟后,他的心跳恢复了,意识也回来了,立刻被送往ICU 。
检查表明,于洋发生了急性心梗、心跳骤停,冠脉里破裂的血栓把左前降支堵了80%,缺血的心肌无法供应全身血液流动的巨大负荷,在瞬间罢工停跳 。
幸而抢救及时,于洋随后进行了介入溶栓和冠脉支架置入,好歹捡回来了条命,除了终身服用抗凝药外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
于洋自此休学半年,他住院期间,科室领导组织大家探望过几次,说了几句“保重身体”,也没啥表示,他的住院费,基本都是自己出的 。
于洋身体恢复后就回科继续上班了,他心梗的这件事好像被所有人刻意忽略,他本人也保持默契的噤声 。我们科室也曾一度有和外科沟通、要求减少择期手术量的呼声,可院领导会谈过几次后,呼声也没了下文——手术量变少,劳务费减少,你干不干?
当然,工作量对劳务费有影响,只是对正式职工而言的 。我们学生累死累活,每个月的“工资”是1820元——研究生月助学金1500加上一个月4个单价80块钱的夜班费 。我们在寝室里曾经开玩笑,读了5年高等教育,过得还不如初中毕业进工厂的厂弟厂妹 。
3
有句话叫“手术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 。我们的工作是守护并调整生命体征,远远不止打一针麻醉剂那么简单 。
手术前我们便要开始配麻醉药品、检测机器并做术前准备,术中时时配合外科医生的操作,调整药物的流速和种类,保证病人有足够深的麻醉程度和足够平稳的生命体征 。术后,手术医生施施然走了,留下麻醉医生孤独地陪伴病人,等待意识转醒 。
这份工作类似长途车司机,病人像是一台随时可能抛锚的货车,满载家人的希望和求生的渴求,我们得小心翼翼开动着,尽量开到外科医生指定的目的地 。有时,又像运输调度台,手术能不能开,怎么开,哪条路线能走,也由我们“指挥” 。
当然,我们是很难指挥得动外科医生的,而且还可能成为“背锅侠” 。
我记得一台80岁老人的手术,当时手术间的麻醉主治医生是老林 。老林是少见的没什么架子的二线医生,作为一枚“宅男”,他爱好各类主机游戏,和我们年轻人颇为合得来 。
那台手术准备开始麻醉时已经晚上8点半了,由于病人是急诊入院,术前我没时间做访视 。等老太太推进术间,我翻了翻病历,不由倒吸一口凉气——她基础疾病极多极重,病历里“既往史”恨不得写了两页:高龄、冠心病、高血压、脑梗塞病史、尿毒症、肾功能衰竭、下肢深静脉血栓……老人在几天前摔跤摔断了骨盆,要做“双侧人工髋关节置换术”——这可是个大手术啊,其合并症多、麻醉风险极大,是麻醉分级中达到了III-IV级(健康成年人为I级;合并轻度并发症和基础疾病则分到II级,III级以上患者基础疾病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的高危病人——老实讲,这类病人不适合开刀做手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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