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科|在儿科看病的成年人( 三 )


不被承认的疾病
ADHD作为神经多样性的一种,一般没有“治愈”的说法 。对一些ADHD患者而言,从踏入社会生活的那一刻起,有别常人的基因,就已密谋着一场有关“失控”的蝴蝶效应 。
据DSM-5,ADHD与学业困难、经济不佳、人际关系恶劣、早期成瘾等问题密切相关 。相关研究显示,有相当多的ADHD成年患者会遭受额外精神障碍的折磨,主要为抑郁症、焦虑症、物质使用障碍、饮食障碍等,而消极的生活方式也会带来更多健康隐患 。
尽管危害不容小觑,但国内民众对ADHD认知度普遍较低 。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王玉凤教授2019年主编出版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我国ADHD就诊率仅有10%(含未成年人),成人就诊率可想而知 。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看病难 。目前国内可诊断成人ADHD的医院,多为病友在不断“碰壁”后整合而来,仅有12家,主要集中在一线城市,因为没有相应科室,基本只能挂儿科 。
儿科|在儿科看病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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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病友整合的12家可诊断ADHD的医院 。图源来自吴国涛的公众号“ADHD互助联盟” 。
2019年大二的张兆在北医六院时,就曾遇到一个尴尬场面,刚出科室,门外一位排队的母亲疑惑问道:你小孩呢?
2019年同在六院就诊的吴国涛,也感受到了他人异样的眼光 。当时刚好有个大学生排在他前头,向一些家长解释自己确实没排错科室后,他们还是困惑,觉得“你考上大学了不挺好的嘛” 。
作为各ADHD交流平台公认的权威医院,想挂上六院的号并不容易 。
“8点放号,7点50分就要盯着 。”吴国涛怕影响到同学睡觉,都去厕所里抢号,通过电话或微信114挂号系统,但电话总不能及时打通,系统则在几秒内就显示号已挂满 。他抢了3天,本来没号,刷了下手机,有个空缺,立马点了进去,幸运地挂到了 。当天他坐了18小时绿皮火车去了北京 。
相比国内的患者,在美留学的许语蓉问诊ADHD要更便捷一些 。在网上查找附近相关诊所后,她选了其中一名医生,提前与其电话沟通,确认价钱、保险范围和预约时间 。
许语蓉说,在美国,很多人选择去独立诊所,儿童、成人都能看,一些诊所还有专门的成人ADHD科 。另外,美国的大学基本都有针对ADHD群体的“特殊待遇”,如专属补习,学习监督,以及作业、考试上的时间宽限等 。
在ADHD认知程度较高的日本,也有一个较为成熟的诊疗体系,“以东京都为例,在福利保障局官网上,有一个发育障碍主题(包含ADHD),点进去可以看到相关的医疗机构信息” 。
儿科|在儿科看病的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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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奕在日本的ADHD确诊单 。
2020年6月,在日本就读社会学的研究生卓奕在国内病友群体中做问卷调查,97份有效问卷显示,半数人都是去异地大城市才确诊ADHD,其中至少有30%的人辗转了一个以上医院 。
接受采访时,卓奕刚完成题为“ADHD与社会接纳”的论文初稿 。2017年确诊后,她查阅了大量有关精神障碍的资料,列举了福柯的《社会与规训》,认为ADHD也是因不满足社会要求,而被人为定义出来的精神疾病,“在一个高度工业化发展的时代,你的缺陷被放大了” 。
问卷的另一个数据似乎印证了她的观点:20%的患者出于种种顾虑,向家属隐瞒病情,剩下的80%,即便坦白了,仍有一半家属拒绝承认其患有ADHD 。
她引用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病人角色论”解释这个现象:他们担心你一旦有这个病,就可以从你日常需要负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 。
许语蓉也向父母隐瞒了病情 。大一时,她曾和母亲聊过抑郁症的话题,母亲觉得这些心理疾病都是装的,是借口,这令她彻底打消了和家人沟通ADHD的念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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