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李泽厚的解释是否符合康德本义 ， 甚至康德本人也承认《判断力批判》只是“指出了原理” ， 而未能正确地表述出来 ， 因而对它加以清理、批判和阐释都是必要的 。但是并不代表可以像后现代主义者那样“怎么都行” ， 康德的一个最基本判断标准是能否把人的审美机能或审美活动的主体条件讲清楚 。先看康德美学的矛盾处或思想模糊处 。和康德的哲学框架一致 ， 康德美学中有一个“不可分析”和“可分析”（或者说必须分析）的二律背反 。前者使审美机能往往显得“山重水复疑无路” ， 而后者又往往将人带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离的 ， 如果说后者使对审美机能的知识探索成为可能 ， 那么前者则永远保留了审美本体的独立存在 ， 使它不被知识的力量完全吞噬 。在《判断力批判》中 ， 我们看到的正是这个二律背反的紧张和斗争 ， 一方面 ， 康德在讲“崇高”时特地举大自然的数量、体积作例子 ， 在讲艺术理想时特别强调艺术要像“自然” ， 从中可看出他早期著作《宇宙发展史概论》中的“语调”和“声音”；另一方面 ， 当康德必须借助逻辑语言解剖审美机能的“诸先验原理”以及阐释它的“价值内容”时 ， 实际上也就为后来者解构康德美学留下了逻辑上的空子 。这是康德一生没有办法解决的矛盾 ， 所以他的墓志铭“头上的灿烂星空”（可以看作《宇宙发展史概论》的象征）和“胸中的道德律令”（可以看作主体性结构的理论硬核）完全是等量齐观的 。但在科学主义成为上帝的时代 ， 这个二律背反在理论实践中是一定要被取消的 。而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 如李泽厚用积淀说来解释康德的“先验审美形式” ， 或者说用实践活动来解释康德主体神秘审美机能的发生 ， 在科学语境中做出了对这个美学之谜的最高解释 。面对“只有人 ， 才审美”这一经验现象 ， 在康德看来 ， 是因为在人的生命结构中有一种“先验形式感” ， 虽然不能从经验科学的角度解说清楚 ， 但这种机能作为人的天性的存在是明白无疑的 ， 否则人就不可能成为区别于自然界的人自身；而在李泽厚看来 ， 这种先验的形式本身在
是什么帮助李泽厚完成了他的康德批判呢？一言以蔽之 ， “实践”二字 。要正确认识实践美学的得失 ， 关键在于对实践本身能否成为审美活动发生主体条件的资格审查 。按照马克思的解释 ， 人的生命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界的生存活动 ， 关键原因在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 。动物的生存活动是单向的 ， 仅仅作用于对象而不指向生命自身 ， 所以每一个自然物种都只能永远停滞在他们祖先的历史水准上；而人的生命活动则是双向的 ， 一方面 ， 主体的生命本质力量不断地物化为它的生产对象 ， 另一方面被这种力量提升了的自然对象反过来也创新着主体的结构 。正是在这个反反复复的生产实践中 ， 动物的感觉、情绪和需要才逐渐生成人的精神意识、心理结构和自由意志 。说实践产生了人的理性主体当然是不错的 ， 特别是在理性主体偏重于一种工具本体的语境中 。但实践是否就是和知识活动很不相同的审美活动的发生根源 ， 是需要和李泽厚实践美学讨论的关键 。在我看来 ， 李泽厚在逻辑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 他把实践概念无限地扩大了 ， 使实践成为一个像黑格尔的“理念”一样无所不包的东西 ， 把人类世界中的一切都解释为实践甚至是生产实践的产物 。对实践的批判和改造是要把这个元叙事微型化 。简单来说 ， 实践的两个要素是主体化与对象化 ， 前者是一种和大自然打交道的生产方式 ， 后者是一种和人的生命自然（即本能）打交道的生产方式 。如果说从前一种实践中直接再生产出可以把握自然规律、造福人类的知识主体 ， 那么在后一种实践中则间接再生产出特别善于处理人的社会矛盾的伦理主体 。这就是在实践活动的两个最重要的主体要素 。它们可以使人自身发展为区别于自然存在的精神生命 ， 但它们显然不是可以产生审美活动的主体条件 。这是因为实践活动的具体对象都是有内容的、有利害的 ， 与真正超功利的审美活动无关 。一旦主体和对象发生了两种实践的联系 ， 这时的生命活动也就不再是能够产生愉快和自由感的审美活动了 。在逻辑分析上 ， 由于实践活动本身总是不可能超出这两方面的内容 ， 因而也可以说 ， 尽管实践活动可以区别开人与动物 ， 但它显然不是以审美活动方式完成区别的所谓审美尺度 。这也是李泽厚的实践美学无法超越的铁门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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