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全球70%，中国鱼虾是如何统治世界的？投稿|农业

文章图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文 | 华商韬略，作者丨陈媚

在中国，国宴是门学问。
开国大典当晚，新中国要举办第一次国宴，菜单精挑细选：既要调和众口，又要“高端大气上档次” 。周总理一锤定音：吃淮扬菜。
这不是周总理偏爱家乡风味，而是淮扬菜确有其长：做工精细，不失本味，高贵典雅，又相对清淡。而各类食材里，质地细腻的鱼类水产，很适合承接国宴风格。
1949年的开国第一宴，上了红烧鲤鱼和干焖大虾；1957年，招待前苏联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主菜松鼠鳜鱼；1959年赫鲁晓夫和胡志明参加十周年大庆，吃到了凤尾鱼；1972年尼克松访华，桌面上有龙井虾仁；1984年里根造访，直接把海参鲍鱼干贝的佛跳墙端上了桌。
国宴上的鱼类名菜名扬四海，但面子之内，却有个难言的里子——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都处在“吃鱼难”的困境中。
01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着一句话，“没有中国种不活的菜，没有中国养不活的鱼”，是公认的高赞金句。
但把时针拨回70年前，讲这句话，恐怕没有底气。
新中国百废待兴，粮食供给是头等大事，解放上海第一年，全市存粮8000万斤，只够应付20天的困境。情势危急，陈毅市长不得不请出经济干才陈云同志，用战备手段才压住了粮荒。
粮食如此，优质动物蛋白的供应更堪忧。
央视纪录片《大国渔业》披露一个数据：1950年，中国水产品人年均占有量仅1.65千克，远低于7.7千克的世界平均水平。
在内陆地区，水产品其实是一个遥远的传说。虾皮、海带、带鱼这三宗瑰宝，是绝大多数50后中国人，对于海产的全部回忆。
但不要以为这只是物流阻隔的原因。广东省身靠海边，坐拥珠江，从来都是美食大省，但在70年代，这里也经历过水产匮乏的岁月。
当时的广州市，每个居民每月发两毛钱的鱼票，一个月下来，还不够买条半斤的鲳鱼。寻常日子还可以硬扛，逢年过节和广交会，食材供应就成了大问题。1978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欧初实在忍不住，问了财办主任一个无奈的问题：三十年代我在广州读书吃的都是活鱼，为什么现在只有死鱼？
财办主任答得也很无奈：“死鱼都不够卖，何必求活鱼。”
“吃鱼难”的窘迫，到了作家路遥的笔下，就成了经典段落。在《平凡的世界》里，双水村的田海民办起了养鱼场，给村里每户分了几条鱼，有的村民连皮带刺吞下去，卡住了喉咙。
而另一个经典的场景，发生在中国东北，一包装了干制蛤蜊、爬虾、海米、紫菜的底料，就是家庭改善生活，烹饪汤底的恩物。每当火锅里的水汽升腾，总会有孩子不避氤氲，趴在锅边观察“海底世界”般的景色。
这段辛酸往事，折射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水产品领域的困境。长期以来，中国虽是水文大国，水产供应却极其紧张。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人工养殖不太行，只能靠捕捞。
以存活率高、家养范围最广的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为例，当时各家各户的鱼苗都是由鱼贩从长江、西江等江河装捞，再运到各个集散地贩卖。
中途需要不断换水、且温度不能过高，但即便注意了无数事项，长途运输依然抵挡不了鱼苗的高死亡率。
“让各家池塘的家鱼自行繁殖鱼苗！”这个想法，当年只能停留在渔农的美好幻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