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利格曼|塞利格曼大师行｜当我们在谈论幸福时到底在谈论什么( 三 )
第三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贬低这个话题的重要性 。刚才第一个方法是贬低数值的真实性，贬低话题的重要性就是说幸福不重要，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这也是一个方法 。
上面说的是如何应对认知失调，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认知失调呢？这实际上是因为人类的期望阈值和实际结果之间的反差，往往会产生特别强烈的心理反应 。这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教授的研究工作，他发现了价值方程的不对称，也就是得到的东西，其实不如失去的东西对人的影响大 。
换句话说，就是你以为是9分，结果只是7分，与你以为只是7分，实际是9分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你觉得自己没有想象中的好，这个打击就特别大；而如果你自己比想象的要好，很快就会忘掉了，你会很容易适应 。
所以，赚很多钱的时候你会觉得钱还不够，还得赚更多 。但如果丢钱了，那丢的每一分钱对你来讲意义都特别重大，所以心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我的建议就是尽量别往上比，产生落差 。
东西文化差异对于幸福的定义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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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塞利格曼教授，作为一位西方学者，您怎么看待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尤其是幸福感的差异呢？
塞利格曼：这个问题非常宏大，我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不过我可以做一些推测 。东西方有一个区别可能是在于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上，在西方过去的500年里，强调的是个人成功与个人效能，而对于集体成功与集体效能，则是不那么看重的 。
在我看来，西方需要通过增加集体效能来达到更多的幸福感，而东方要想取得幸福感的话，可能需要把天平朝着与西方相反的方向去调整 。我也想听听在座几位的看法 。
彭凯平：确实是这样的 。中国人的幸福感很多是和孩子、家庭连在一起的 。你问一个中国老太太，她这一辈子活得幸福不幸福，她说很幸福 。你再问为什么？她会说儿孙绕膝、四代同堂 。
但如果问一个美国老太太，她一定不会谈到这一点，她会谈自己的经历 。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另外，中国人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也和关系有关，我们比较强调关系，就是我自己幸福不幸福也要看周围的人 。如果大家都很开心，那我也很开心；别人不开心，让我自己一个人开心，那很难，也很别扭 。这就是集体主义的能动性 。
还有一个深刻的文化差异可能是西方学者不太容易理解的，那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的禅、道、辨证思维、阴阳概念 。我们没有把幸福当作一种绝对的、终极的、唯一的目标，我们觉得生活里一定有苦难，甚至说没有苦难，就没法幸福 。
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中特别明显的文化差异，甚至我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没有苦，幸福就来不了，而西方的线性逻辑思维认为没有必要通过吃苦达到幸福，他会认为你吃这么多苦，怎么还会幸福呢？这是比较大的文化差异 。
别把幸福浪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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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我觉得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提及的不是幸福 。也许我追求的不是幸福，我追求的是没有不幸福 。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我觉得能做到大部分时候没有痛苦就不错了 。我对幸福的期望值是不是偏低了一点？我想向彭老师请教，我是不是有毛病（笑） 。
韩焱：彭老师不是在序言里说了嘛，我们不能不要不幸福，我们要更幸福，是吧？
彭凯平：一般来说，大家说不是不幸福就很满足了，这也是我们调查出来的结果，在30多个工业化国家里，对幸福的追求和欲望，中国人是最低的 。我们会觉得幸福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了，我只要家庭和睦、儿孙健康、工作稳定，有一定的收入就满足了 。我们中国有句古语叫“丑妻薄田破棉袄”，这就是一种比较低的防御机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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